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著有《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等。

《托马斯·莫尔传》

●作者: N·H·奥西诺夫斯基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传记家们指出，托马斯·莫尔年轻时一度想进修道院，只因修道士是要严格戒色的，，莫尔低首对指权衡了好久，不忍将来败坏信仰的名声，“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这才顺从父亲的期许，安心当了律师。

他才华横溢，冠绝一时，26岁被选入议会，同年与名门闺秀结了婚。即便如此，却仍保留着一定的苦行习惯，常穿粗毛编织的衣衫，喝清水，好友伊拉斯谟介绍说：“他衣着朴素，从来不穿绸披紫，也不戴金链，除非万不得已，为了应付礼节。”莫尔32岁当上伦敦的司法官，38岁出使佛兰德斯之际，写出了不朽的《乌托邦》。在他所设想的理想国里，黄金项链是用来当刑具的，大家视金银为粪土，穿着十分质朴：工作服是用粗皮做成的，可以穿用七年，去公共场合时，只需披上外套，外套的颜色全岛一律，是羊毛的本色，一般可以穿用两年。“乌托邦人无理由要更多的衣服，因为更多既不可能更暖和，也不显得更漂亮。”

所以目前流行的那张托马斯·莫尔画像，一定是“反乌托邦”的。在知名画家小荷尔拜因的笔下，他头戴有护耳的黑色呢料船形帽，披貂皮镶滚深蓝色大氅，里面穿了件绛紫色金丝绒上衣，微微露出白色领子和袖口，颈上赤金链挂着枚大个儿徽章，手上还有一枚赤金蓝宝石戒指，庄严而富贵。查查年代，这幅画像大约画于1525年，莫尔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国首相，所以算是“工作照”吧，情有可原。再四年，他成为英国大法官，位极人臣。又四年，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辞职。最后，1535年，他因“叛国罪”上了断头台。传说他晚年蓄着一副美髯，在断头台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胡子从砧板上移开，幽默地说：“可惜啊，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

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宗师”名号，我们都知道。我相信，乌托邦那重禁欲色彩，与莫尔本人的修士情结大有关系。而身为僧侣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也同出此调，他的《太阳城》里，人们穿着白色衬衫加工装裤，“这种衣服从肩部到外胫和从脐部到两腿之间的后部开缝，每排缝都扣着一排纽扣”，估计可以通过调节扣子适应任何体形，然后外罩一件斗篷。一年四季，人们可以更换四套衣着，由于衣服都是白色的，康帕内拉体恤地说，“每月用强碱液或肥皂洗一次。”

我理解他们的想法，服装从来都是等级制度的重要符号，大同世界先从衣食住行的平等一律抓起。只是，每次路过临近的那所中学，看男生女生套在宽松的、邋遢的、化纤的白色运动式“校服”里，总是隐隐不快。我猜，在平等、一律、朴素之外，这校服的设计师一定与莫尔和康帕内拉一样，忘了有一样东西，叫作“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