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地补一件衬衣。见了我的样子他也吃了一惊：“哎，怎么了这是？老潘你批她了？”
连长说：“这岔哪去了，我批她干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不是叫她来问问吗？”
连长让我坐到他的铺上，指导员赶紧起来又倒热水又拿毛巾。他俩的关切让我十分感动，同时更觉委屈，“小雨”转“中雨”，干脆就呜呜哇哇地哭个够算了。哭得他俩不明所以，手足无措。
就在哭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没有停下转动念头。这念头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
周启明刚走几天，张庆田就急不可耐地给我介绍对象，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我一下子意会到：在“欺负”周启明这件事上，我好像是冤枉杨主任了。处心积虑将周启明弄走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政委张庆田！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张庆田风闻我跟周启明“挺好”，恰在这时，他接受了为施副部长的儿子“找对象”的任务。他想把我介绍给“施公子”，这样就必须要除掉周启明这个可能的“障碍”。张庆田并没有搞明白我跟周启明是不是真的在“恋爱”，他也不想费那个劲去弄清楚，干脆把周启明调走就“一了百了” ！他老子有问题，他还敢偷着“搞对象”，不收拾他收拾谁？至于这样做是不是太荒谬、太下作、太缺德，张庆田根本就不去考虑。
怪不得吕英慧那么着急地给我做解释，没准真是她一句无意之言，让周启明倒了大霉。
这就是那个以前见我就笑，还给我那么一大包高级奶糖的张政委吗？他干的这种坏事，连我那么瞧不起的杨次山都干不出来啊！
想到这个“张土匪”的蛮不讲理，我忽然想到，我现在非常需要连长、指导员的同情与支持。尽管我惹着张老头了，但是只要有警通连给我遮风挡雨，张老头就很难为所欲为。这倒不是他的权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一个堂堂的大政委，肯定不想因为“介绍对象”这样的皮毛小事，闹出什么大的风波来。
等我说了事情的原委，指导员先骂了一句：“张庆田这小子……，”见连长看他，他赶紧改口：“这，这政委怎么这样啊，这谈恋爱又不是结‘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哪能这么‘拉郎配’。”
连长叹口气，忽然朝我说：“哎陈子华，你没看指导员缝衣服老扎手，快，你给他缝。”他抓过那件衬衣扔给我，就拽着指导员出去了。我想，他俩可能有些话当着我不好说，要背着我商量。
我给指导员缝好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床上，他俩还没回来。看来，他们要决定的问题还挺棘手。
让连长和指导员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会是什么？
猛然我的心一沉。我想到了老张头那句带有威胁意味的话：“当排长忙，我不要你当就是了……。”他的意思绝不是要撤了我，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把我调走！
我马上又想起周启明跟我说的：施碧海是野战部队，他不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找你。
张老头说那句话的含义，是不是他想把我调到密州去啊！
我当然去不了高炮师，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后勤在密州设有一个分部（兵站），那是师级机关，在那安排个女干部实在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张庆田如果跟后勤打好交道，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我调到分部，强制我跟那个“施”近距离接触，就算最后我不愿意，那事情成不了，可我也回不来了呀。
也许，张老头已经跟连长指导员吹过风了，他俩让这个问题给难住了，总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所以就老在外面不回来。
再往深里一想，我明白了：连长和指导员没法给我出主意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他们闹不清，我是不是愿意调到分部这样的机关去。
因为相对而言，连队生活总是紧张些，艰苦些，责任大些；连队的女干部，没有不愿意调到机关去的。
我立即冲出宿舍，然后在西面房头找到了冻得鼻头通红的那两个连首长。他俩还真是因为闹不清我的真实想法而大费踌躇。
回到屋子里，我把我的态度表明。连长就说既然这样就好办。你先别跟张老头闹僵，那个什么瞎参谋烂干事你也先应付着，等我找机会把这事跟马主任汇报一下。有马主任挡着，事情就好办了。虽然马主任只是基地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军事主官”。
但我不想让马主任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指导员竟然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连长说：“政委如果没提出调动的事，就先别跟马主任说。还是想个主动点的办法，最好是能让那个傻小子主动地“知难而退”，那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连长直点头：“对呀。陈子华你那么聪明，多动动脑筋，非让他主动提出来，那样张政委就没得可说了。”
第26章 设“计”
尽管从时令上讲快进“腊月门”了，但天气却忽然反常地暖和起来。鲜亮的太阳高挂在南天上，晒得人身上暖融融的；放眼四望，前些日子下过的一场大雪已经基本上化净，大田里的麦苗喝饱了雪水，支楞起了鲜嫩的叶片，一扫原先枯萎萧条的惨样，似乎在提示着人们，深冬已到，春天也就不太远了。
我和施碧海沿着田埂散步，没怎么留意就走出了好几里地，远远离开了工地所在的山脊，前面就是那个荒草密林掩盖下的靶场了。
我发现施碧海这个人脸皮真够厚的。我都对他那样了，人家仍然不离不弃，每个星期天都请假，坐上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工地上来约会我。我就奇了怪了，陈子华真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吗？
我直接了当就问施碧海这个问题，他一边乱点那个脑袋，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每晚做梦都梦到你，白天工作都没精神。”
见我瞪他，他赶紧解释：“你别误会啊，我又没往歪处想。我想得都是你比我强的地方，想我怎么好好地向你学习。”
我先给他打“预防针”，我说：我不管你怎么想，但是你千万别弄什么歪门邪道把我调走。密州我不去，我水土不服。
他说：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再说我也不愿意你去机关，机关那些女兵我看着就够。
我说：那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你们领导不说你，你也不担心影响不好？
他嘻嘻一笑：我说我是来谈对象，他们还支持我呢。
我脸一沉：谁是你对象？
他竟然说：还不好意思啊？好好，我来看朋友行吧。真是个小姑娘。
我心里冷笑。好吧，我正好也不想跟你玩下去了，今天我就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小姑娘”的厉害。
他不知动什么鬼心眼子，朝前面的山谷看看，转头问我：“哎你累不累啊，咱们到那边歇歇吧？”
我心里想我还没说呢，你先说了，正好。我故意装出不情愿的样子：“那山谷里没人，进去干嘛？别碰上阶级敌人。”
他立即来了精神：“没人？那里怎么没人呢？”
我做了解释之后他豪气万丈地说：“那怕什么。我还从来没碰上什么坏蛋呢，碰上了我给你亮一手。”
我说：“那咱就过去。里面的枯草那么厚，沟那么深，可暖和了。”
他装着下意识地一把拉起我的手就跑，我也没把手抽出来，任他拉着跑进了山沟。
跑了一段路他开始喘气，我对他的体力有了数。为了麻痹他，我也开始大口喘气，似乎不胜其累的样子。
进了山沟，我假装累的不行了，一屁股坐到一块石头上。他却象个侦察兵一样四处转了转，看清周围的环境之后，这小子大喜过望。
他跑回来，一下子坐到我的身边，嘴里说：“真好，这地方真好。打靶也好，出来玩也好。”
我说：“这里有狼。”
他一愣，马上猜出来我是吓唬他：“你个小坏蛋。这既然是靶场，怎么会有狼，枪一响狼早就吓跑了。”
见我嘻嘻地笑，他一把拉住了我的小辫：“陈子华你说你坏不坏，你说，你说。”他紧紧靠了上来。
“哎呀你把我拉疼了。”我抓开辫子，却转头朝他妩媚地一笑。
他伸手要抱我，我灵巧地一躲，差点闪他一个跟头。我站起来跳到一边，继续朝他笑着。
他又扑上来抱我，我先是站那不动，眼见得他的手要沾身了才猛一侧身，晃过他之后伸出右脚轻轻一挑，他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他没意识到是我“使坏”，还以为是自己绊倒的。他翻身爬起来喊着：“好啊你，我不让你了啊。”然后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按倒在铺满枯草的地上，伸长脖子就想亲我。
我赶紧摇晃脑袋，一边说“等等，等等，我有话说。”
他按住我不放：有什么话，快说，你还不服是怎么着。
我说你先放开我。怎么你不敢啊？
他说，笑话，我有什么不敢的。
他松手之后我坐起来，一边理我的小辫子一边很认真地看着他：“施碧海，你是真想跟我谈恋爱吗？”
“当然，”他急急地说：“我找了那么多女的。我发现……”这时我“嗯”了一声，声音拐了一个大弯，他立即更正：“不是不是，我见过的一两个女的里头，就是你最好。你太……太秀气，太……聪明，太好看，太干什么了……”
我心里骂道：“笨猪就是笨猪。你看人家周启明用的词：灵气，那多准确。笨死！还有啊，你见过‘一两个女的’？，然后我‘最好’，这是人说的话嘛！”不过我没反驳他，我做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我知道你有点勉强，我不会着急，更不会逼你。对了上次的事我还得跟你解释，我真的没在张政委那里说你的坏话，我就是说你好像不太愿意……”
我摇摇手：“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接着说。”
“所以你应该明白，我是真的觉得你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况且这也不是硬来能成的事。你以后会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说完了？那你听我说。施碧海我也觉得你是个好人，而且你还是个男人。你别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是个男人，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认为不认为你是个男人！”
他迷糊了：“什么意思啊？”
“意思很简单。我喜欢的男人，打掉牙要往肚子里咽。我最恨的最讨厌的最看不起的，是那些搬弄口舌挑拨是非的男人，其实那不是男人，你明白吗？”
他一把抓住了我：“陈子华你别误会啊，我怎么会是那种人？”
我紧盯着他：“你不是吗？假如今天我打了你，你会不会上张政委那里告状？”
他呆楞了几秒钟，忽然哈哈笑了起来：“你打我？那我求之不得呢，你随便打，我尽着你打，你打我我高兴，我怎么还告状，我傻了？”
我紧逼一步：“那你发誓：我俩之间的事，就是我俩的事。我欺负了你，你要是到别人那里告状，去哭去闹，去说我的坏话，你就不是男人！”
看他发呆，我问：“不敢？怕了？怕了还谈什么，走，回去。”
见我起身要走，他一把抓住我，急得都结巴了：“怕，怕怕什么，我施碧海发誓……”
“光发誓不行，你还得赌咒！”我提高了条件。
“行行行。我施碧海……，”他照着我的意思说了，然后赌咒道：“我要是说话不算数，从我爷爷开始，我们施家人都不得好死。”
我有些于心不忍：“嗨你这个人，好好的说你爷爷干什么呀？”
他说：“不然你不信啊。不过，”他有些疑惑地问：“你没弄错吧，你是不是怕我欺负你啊？你放心，我是个男的，我怎么会……”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我倒是特别想让你欺负我，可惜你没这个本事。”
他一下裂开了大嘴：“什么什么？你想让我欺负你？你的话当真？”
“这样吧，”我四下看看，见沟底的小径边上有根破麻绳，我朝那儿示意：“你看那绳子还能用吗？”
他问：“干嘛？”
我说：“我让你把我的手捆起来，然后咱俩试试。你要能制服了我，我就一切听你的。你要是输了，说明你太笨太蠢，你以后也就别来找我了。怎么样？”
他直眨眼：“等等，你说的意思，是你捆我吧？”
“你聋啊， 你捆我，施碧海把陈子华捆起来，捆手啊捆胳膊啊捆腿啊随你便。”
他大喜过望：“真、真、真的？你可别后悔啊，我捆了你，我可能……还会干别的。”他现出一丝诡笑。
我说：“随你便，只要你干得了，尽着你干，你干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他唯恐自己听错了。
“干什么都行！”我说的斩钉截铁，但是紧接着补上一句：“不过，我已经让你捆了，你还制不了我的话，你自己说怎么办？”
“那我绝对是配不上你，我乖乖滚蛋就是了。”
“你今天就滚蛋？”
“对！而且我以后永远不会再找你。那样我还有什么脸见你啊？”
“一言为定？”我逼视着他。
“当然了，我男子汉大丈夫，还能不讲信用？只是我要赢了，你别后悔就行。”
我故作柔媚地一笑：“我才不后悔呢，你赢了，你随便拿我怎么样都行，我心甘情愿。”
施碧海被制服我以后的“美好想象”乐晕了头。他赶紧过去看那绳子。他没动手，用脚踢了踢回来说：“太脏、太破。咱们变通一下，用我的手绢捆你行不行啊？”
“行，加上我的。”我极为大度地拿出了我的花手绢。
施碧海高兴的合不拢嘴。他也真不客气，将那两个手绢撕成四条，又连接起来，拽了拽感觉相当结实。他呲牙笑着，又不放心地确认：“我真捆了？可是你让我捆的？”
“当然。”我直点头。
他真的将我双手拧到身后，用那“手绢绳”紧紧地捆了起来，好像还系了一个死结。捆好后他试了试，感觉相当结实。他转到前面来看我。我被反捆双手之后，胸部自然前挺，尽管隔着棉衣，仍可见“山峦起伏”，足以让施碧海浮想联翩。他双手搭在我 肩头上一摁，我被他摁倒在了草地上。他凑上来得意地笑着：“陈子华，怎么样？你输了吧？”
我说：“不一定呢。”
“还嘴硬。”他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我来好好看看这个小嘴。”见我扭头躲避，他一把抱住我，又一次伏了上来。
我使劲往旁边一闪，把他也带倒在地上。他一边按住我的肩膀一边朝上爬，两腿还没伸直的时候我伸脚一踢，他扑通又摔倒了。
不等他爬起来，我两条小腿猛一用力，一下从地上挺了起来，并借助那股冲劲，毫不费力地挣断了绑着我的手绢。这时施碧海也起来了，他以一个狗熊抱树的动作朝我奔来，我并不躲闪，反而迎着他上去，敏捷地抓住他的右臂朝后一推朝上一拧，回身朝外送出的同时，朝他胯上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草丛里。
施碧海有些发懵。但他绝不甘心败在我的手下。他稍作思索，便一个高蹦起来，弓着身子架着双手，摆出一个跟我摔跤的姿势。大概他觉得，论体力我无论如何比不上他，只要让他抓住我的身体，就一定能制服我。
我本来可以不让他近身的，不过为了让他输的口服心服，我站那里不动，等他抓住我的双肩，想把我掀翻的时候，我才轻出右肘，捣了一下他的左肋，趁他负痛朝后仰身时，我拉住他的一支胳膊一拽，将他拽的背过身，再朝他屁股下方横出左腿，“啪”地砸了他一个大马趴。
整个“过招”的时间也就是一分钟不到，既干脆又利落。施碧海被我打晕了，打痛了，同时也打醒了。
他趴在那半天没动，我只好喊他一声：“喂？怎么了？还玩不玩了？”
他慢慢爬起来，神色呆呆地看了看我，然后使劲拍拍身上的土，便头也不回地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了。
我没叫他。他是男人，我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吧。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陈子华竟然还会一些“功夫”。这个信息储存在她那个信息库的最深处。她不提供出来，我还真是很难找到。
陈子华的父亲陈伯宗，是陈氏拳术的正宗传人。当年他就带着这一身功夫参加了□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屡建奇功。陈子华自小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虽然功力算不上深厚，加上体力有限，与警卫排的高手角斗不一定能占上风，但是对付施碧海这样的门外汉，还真是轻而易举。
按照我的本意，我并不想露这一手。而且我这“功夫”连里也没人知道。是指导员给我出的那个主意启发了我，只有采用这个貌似“缺德”点的办法，能让施碧海知难而退。
其实也难怪施碧海上当，陈子华那副娇媚文秀的样子，谁也看不出她会有这样深藏不漏的拳脚功夫。
这天施碧海走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第27章 生死一线
外面北风正紧，连部里的煤炉子却烧得极旺，靠近炉子的半节烟囱都烧红了。
连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坐了一屋子人。
参加会议的有连首长、各排正副排长、司务长、文书、上士和各班班长。
连长传达了基地刚刚结束的一个紧急会议精神。这精神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做好换防期间的保卫工作。
根据上级命令，原归我们基地领导的工程一营营部及下属一连、四连，自明天，也就是1973年1月9日起，在两日内调离工地去“某地”（某地是个代号，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然后新调来一个工程大队进驻后山，接手那里的后续工程。从工程营调走到那个工程大队进来，其中有三天的空挡。这个期间后山的防务由我们警通连接替，基地要求我们精心组织，全力做好警卫工作，不准发生任何问题。
我们连的警一排和警二排，原来只负责山前这一带的警卫工作，要兼顾后山的话，警力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好在工地已经考虑了我们的实际困难，让机修连接了山前的两处岗哨。
但就是这样，我们连的兵力还是不够分配。连里研究来研究去，实在没别的办法，便将两个不太重要的哨位分给了我们话务排。这两个哨位，一个在机关院内东角门，一个在后山的器材仓库。
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女兵也被安排过“站哨”，但为期很短，而且站的也是院内的哨位。从69年夏天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站过“哨”。这次我们不但要“站”，而且竟然有一个哨位在荒凉的后山。
一方面“军令如山”，另一方面连里也是没有办法。好在只有三天的时间，作为女兵排排长的我，绝对不能跟连里讨价还价，只能坚决执行连首长的指示。
连里的会散了以后，我又在话务排“排部”召集我的下属开会。“下属”一共四个人：副排长艾琴，七班长张丽华、八班长高春婷，九班长韩守英。徐仲雅出事后不久，韩守英就被任命为九班班长。这当然是出于我的推荐。我并不是原谅了这个小坏蛋，我只是觉得从能力上讲，她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我控制她也比较容易。韩守英不知道我心里恨她恨得要命，还以为我是真的重用她，靠我靠得更紧了，我的每句“指示”她都当成“圣旨”去执行。
高春婷就是宇文君提拔上来的那个小高。宇文君调走之后，她觉得自己没了后台，很快就投到了我的“门下”，对我唯命是从。据说她在班里开会的时候，第一句没别的，总是“排长说”、“排长指示”，“排长要求”这几个词。尽管这样我也不放心她。她的班长职务我动不了，但我有别的办法。我挑选了九班的马卫青到八班去干副班长来牵制她。去年马卫青得病的时候，我半夜背她去卫生所；她打吊针，我看了她整整一晚上，把小马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就成了我最忠实的粉丝。
七班长张丽华在暗地里跟我“较劲”了几次之后，最终意识到跟“顶头上司”对着干不太好玩，变得老实了很多。副排长艾琴比较圆滑，大事小事都听我的。因此，我也不必多费事，会一开始我就说了我的方案：九班负责总机房全部值班，倒出八班负责机关院内的哨位，七班留三个人负责通讯站值班，其他人承担器材仓库的哨位。副排长暂时搬到八班，跟八、九班长负责前山哨位“带班”，我搬到后山，和七班长负责后山哨位“带班”。然后我强调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辛苦一些，怎么说就三天，无论如何要圆满完成任务。
三个班长都表态坚决执行排长的指示。艾琴知道我这样安排是为了照顾她，赶紧说：“排长，咱俩不用换。我还在后山就行。”
我很“专制”地说：“没意见就这么定了。还有别的事吗？没事散会！”
散会后艾琴又跟我说：“排长，真的不用，你别费事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笑道：“好了好了，咱姐妹你还客气什么呀，假模假样的。”
艾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争了。
我和艾琴尽管没在一个班呆过，但我也知道她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胆小。
艾琴比我大两岁，但是她的“胆”却比我小了两个号。尤其是她特别怕黑，晚上上厕所从来不敢一个人去。我们正副排长和班长自然不用“站哨”，但是我们得“带班”。本来警卫排有带班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法到女兵班“叫哨”（叫哨就是叫下一班站岗的，当然不能真“叫”，那样就把别人吵醒了，得到床头去摇晃，把那睡觉的摇晃起来）。所以，女兵的“班”只能女兵带。后山地形复杂，照明不足，山坡谷底里到处是树林草丛，让艾琴在那样的地方“带班”会把她吓坏的。而山前就不一样了，一个好处是哨位在院内，另一个好处是营区内到处都有路灯。
后山需要我们“站哨”警戒的就是山半腰平台上的那个大仓库。仓库里是些施工机械、配件、燃料等等，偷是不怕偷，怕坏人进来搞破坏。这个哨位白天四小时一班，晚上两小时一班。这里没有岗亭，因此可以四处走动一下，站累了也可以找地方坐一坐。
后山地区除了我们这个哨位，还有警二排负责的三个哨位，以及机械大队留守处负责的一个哨位。那些哨位都在“外围”，我们这个应该算在“营区”之内，因此安全系数高得多。
谁也没有想到，在营区内站“游动岗”还会出事，而且出的是“大事”。
那是安排我们女兵站岗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明天，新调来的工程大队就将进驻503工地，他们一来，我们女兵也就不用站哨了。
这天晚上，张丽华带前半夜的班，带到下一点；我带后半夜的班，从凌晨一点到六点。张丽华把我叫醒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分。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她：“外面冷不冷？”
她说：“挺冷的，还有风。你多穿点吧。”
她告诉我“口令”是“5、9”。我点点头，穿好军大衣，将那支五一式手枪子弹上膛，关好保险，装进大衣兜里，起身走出了屋子。
这支手枪是安排哨位的时候，连长拿给我的。
我们连共有八支手枪。其中五四式六支，配发给需要带班、查哨的男干部了；五一式两支，一直在仓库里放着。五一式是淘汰下来闲置的旧枪。这枪的保险与击锤一体，射击精度差，子弹发射时后坐力很大，有时还会卡壳。让我们话务排带班的时候，连长说你们愿意要手枪的话就把那两支五一式拿去。我问那几个人，她们都不愿意要，宁愿背着那些五六式半自动。原因是她们没打过手枪，心里没底。我就自己拿了一支。
手枪我打得也不多，一共才打了不到十发子弹。不过我觉得这黑乎乎的小家伙挺好玩。而且就“护身”来讲，手枪要比步枪好用的多，所以我带班的时候，一直揣着五一式。
我一出温暖的屋子，就感到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我将栽绒棉帽的帽耳朵放下来，将帽子使劲朝下摁了摁，又把大衣下面的两个扣子扣好，便顺着宿舍门前的小径朝仓库那边走。
今晚的天色不是很好，虽然有月亮，但是云彩很多，时不时遮住月光，在桥罗山的山脊上洒下大片大片的阴影。
哨位离宿舍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一华里左右。但是我们宿舍在坑道口上方，去仓库要从南面绕个弯，下到满是枯草的沟底，再从一条小径上去，才能走到哨位上，全程约有两里半路。仓库是又高又大的两排红砖房，两房中间相隔四米左右。仓库往西不远是食堂。从食堂北面转过一道山崖，就是坑道施工的现场。那边是警二排的哨区。
仓库所处的位置正在一个漫坡的上面。四周全都是野生的榆树、杨树，还有大片的棉槐一类的灌木。晚上看起来，这一片片的树林和一丛丛的灌木，显得黑黝黝阴沉沉，很有些瘆人。好在朝东不远的斜坡下面，就是工程营和机械大队的宿舍区。工程营走了，机械大队也走了一大部分，但还剩了一些人，那边有他们的一个哨位。也就是说，“坏人”要想进到仓库这边来，得先经过机械大队的“防区”。因此我们这个哨位，从“理论”上讲是相当安全的。就是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我的警惕性。
我从南面走过来，走近仓库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寻找站哨的小女兵芦苇。仓库前面没有，我以为她一定是绕着仓库的外墙在巡逻，便想转过房头，到北面去找她。我刚刚转过墙角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身后扬起一阵微风，凭着本能我觉察到事情不好，正要探手到大衣口袋掏枪，但是来不及了。
我的后脑猛然受到重击，一阵剧痛袭来，我眼前一黑，就昏倒在了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猛一下清醒了过来。事后我才得知，我失去知觉的时间很短，大约不到一分钟。
我头上那厚厚的大棉帽子既害了我又保护了我。因为戴着它，我没有听到身后那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歹徒对我后脑部的打击力度。否则，那一下重击极有可能会把我的脑袋“开了瓢”。
我睁开眼后看到有两个男人在按着我。一个留寸头穿个深色棉大衣，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另外一个四十出头，满脸胡子，头上戴一顶毡帽。戴毡帽的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这两个人全都身材高大，看上去十分孔武有力。
我有点害怕，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本能使我很快镇静了下来。尽管我闹不清这两人的来路，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他们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可我很清楚一点，我得赶紧扭转当前被他俩按住的被动局面。“陈子华”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身怀“功夫”，假如是平时，我还真没把这两个大汉放在眼里。可现在不行，因为我的头部受到重击后，由剧痛引发了强烈的晕眩感，恶心欲吐，浑身无力，我（陈子华）的功夫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即闭上眼睛，装作又昏过去的样子，同时极力想克服脑子里天旋地转的感觉，努力思考着对策。
我是在地上侧躺着。那个“寸头”一手摁着我的肩膀，一个膝盖顶着我的腰。“毡帽”伸手要翻我的身子，显然是要看看我带没带武器。就在他翻动我的时候，我头上的帽子滚到了一边，寸头低声叫道：“叔，这也是个女的！”
我心里一惊：“也是”个女的，这说明芦苇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
精神一紧张，我感到大脑清醒了很多。我顾不上多想，就在那寸头话音刚落之时，我拼尽全力来了一个鲤鱼打挺，身子跃起的同时一记狠拳出手，正中毡帽的鼻梁。他毫无提防，遭此一击，仰面朝天摔在了地上。寸头反映相当快，他趁我立足未稳的时候，朝我大腿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使我头上沁出了汗珠。我不由自主地弯起腰，两手紧紧捂着伤处，尽管隔着厚厚的棉裤，我仍然能感到热乎乎的鲜血冒了出来。
刺伤我的寸头显然也吓坏了，他愣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我已经疼得蜷缩在地上，身上不断地打哆嗦。毡帽爬起来夺过寸头手上的刀，就朝我扬了起来。
寸头一把拉住他：“叔，别，别杀人……”
毡帽甩开他吼道：“她看到我俩了，她看到我俩了！”他一边叫，一边再次恶狠狠地朝我扑过来。
他俩拉扯的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我不顾正在冒血的伤口松开了右手，迅速伸进大衣口袋，摸出了那支五一式手枪。
我记得连长在组织我们干部练习手枪射击时说过，五一式的保险尽管设计不太合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一只手执枪也能将保险打开，办法是将枪机后部在身体某个坚硬的部位（如胯上）猛地一擦，利用摩擦力，就能将保险连同枪机（击锤）一块划开。
面对横空而下的尖刀，我来不及多想，将手枪按在大衣上狠狠一划，抬手就扣动了扳机。
这又是一次赌博！假如保险和枪机划不开的话，我今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赌了。
“砰”的一声巨响。谢天谢地，我又赌赢了。
不过因为某种不明原因（我直到今天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我与那个毡帽近在咫尺，但这一枪并没有打中他，子弹不知道飞哪去了。不过这一枪把他吓坏了，他那持刀的手一下子僵在了半空中。
这就好办了。趁他没回过劲来的时候，我学过的战术动作派上了用场。我就地打了一个滚，瞬间摆脱了敌人的近身伤害范围，然后我就那样趴在地上，朝毡帽打出了第二枪。
这枪应该是打中了，因为我看到毡帽的身子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似的猛然后倾，摔在了寸头的脚下，寸头顾不上管我，他连拖带抱地将毡帽拖进了树丛。我敢肯定，短期内，他俩都不敢来袭击我了；而且他们怕枪声引来其他人，可能很快会从现场逃逸。
这时，我感到呼吸压抑，心跳加速，我知道这是因为失血太多造成的。我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想把受伤的腿挪上来包扎一下。不料我刚一动那伤腿，又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袭来，让我一下子昏了过去。
第28章 亡命之徒
我昏迷了大约六个小时才苏醒过来。那个过程我一点没感觉到，六个小时就像是打了一个盹。
我睁开眼睛时最先看到对面墙上那一抹艳丽的阳光，我知道天亮了，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还活着。
接下来我闻到一股来苏水的气味，这让我知道了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随即我看到一个穿隔离服露着红领章的护士，让我判断出这应该是987医院；然后我看到了艾琴和张丽华，还有她俩身后的连长潘永恩、机关保卫干事许建洛。认出他们以后我又松了一口气，我的智力看来没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
艾琴和张丽华见我睁开眼睛，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叫起来：“醒了！连长，许干事，排长醒了！”
艾琴俯身抓住我的一只手，含着眼泪问我：“排长，排长你感觉怎么样，你还疼吗？对不起排长，你都是为了我……”说着她的泪珠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我想了一下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副排长艾琴一直住在后山的七班宿舍。那天晚上后山仓库的哨位按说应该是她“带班”的，因为我照顾她把她换到了前山，她才躲过了一劫。艾琴那么小胆，如果让她碰上那两个如狼似虎的歹徒，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连长挤上前来俯身看着我，欣慰地说：“谢天谢地。我就说嘛，小陈身体这么棒，没问题的。”
我顾不上说话，我也没劲说话，我只是渴，嗓子里像要冒烟一样。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电影上那些伤员一醒来就要水，原来渴的滋味是这么难受啊！
不过没用我说，艾琴就端来了一个杯子，她说：“排长，你先喝点水，看你嘴唇都裂了。”
她要用勺子喂我，我直摇头。她便轻轻扶起我的脑袋，我咕咚咕咚一口气把那水喝完，顿时感到通体舒泰。我认为这杯水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喝的东西了。
我使劲吐出一口气，然后朝连长笑笑说：“没事了，咱回去吧？”
连长愣了一下，眨眨眼才说：“糊涂了你？你出那么多血，好危险呢。你老实住着吧。”
他说“出血”我才想起来我是负了伤。我一把拉住艾琴急问：“我的伤怎么样啊，会残废吗？”
那小护士在一边说：“没事的。你有点脑震荡，然后是腿上的刀伤。伤口已经缝合了，问题不大，现在给你点滴青霉素预防感染。”
接下来许建洛向我了解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我想知道的其它事情告诉了我。
昨天晚上的“奇案”是这样的：两个在密阳县故意杀人的罪犯（当时根本没有“犯罪嫌疑人”一说，犯了案子的人就直接叫成罪犯）小刘某（寸头）和老刘某（毡帽,二人系堂叔侄的关系）为躲避追捕，慌不择路逃进了桥罗山。他们不知道这里是部队的工地，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不会来飞蛾扑火。他俩之所以辗转摸到我们执勤的仓库一带，动机非常简单，简单的不可思议：他俩竟然是来找吃的。到半夜时分为止，这俩小子已经是一天一夜粒米没有沾牙，天寒地冻的，外面甚至连能吃的野菜野果也找不到。他俩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进山后模模糊糊看到仓库附近有根烟囱（就是食堂的那根烟囱），估计可能是做饭的地方，就摸过来想找点吃的。
本来他们是进不到仓库这边来的。因为山坡下面就是机械大队的驻地，那里拉着铁丝网，还有一段围墙。围墙上有个二十米左右的缺口就算大门，大门口有岗哨。
问题就出在岗哨身上了。
机械大队这天晚上站岗的是王姓战士，带班的是吴姓班长。小王是八点钟上哨的，原本应该在十点钟下哨。但是小王一直站到凌晨一点多，仍然无人换岗。原因是那个带班的吴班长睡过去了，忘了“叫哨”。
这样的情况叫“误岗”，在我们警通连也发生过。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战士因为带班的睡过头，“站哨”站了整整一晚上。我们警通连纪律严格，发生误岗情况，哨兵也能“任劳任怨”地坚持岗位。但是机械大队就不一样。机械大队有很多在编职工，那些当兵的成天跟职工混在一起也混成了“油条”。站哨的小王就是这样一根老油条（他是70年入伍的老兵）。他虽然没有手表，但是站了老半天之后，凭经验也觉出来肯定是带班的误岗了。开始还想着再坚持一会儿，幻想那个“混蛋”带班的能够醒过来。后来越站越累，越站越冷，从西斜的月亮看出来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夜，他气坏了，竟然不顾一切地离开哨位去了宿舍，将那个穿着大衣仰在铺上呼呼大睡的吴班长揪了起来。知道自己误岗之后，吴班长连连道歉，赶紧叫了下一班哨兵去哨位接岗。这个过程大约有十五六分钟，而这段时间足以让罪犯老刘某和小刘某从哨位边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营区大门。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人，也就没人告诉他们这里是部队的营区。因为施工已经停止，所以工地内静悄悄的，没有灯火，没有人声。老刘某和小刘某到这里来并无复杂的“作案”动机，他们就是想进来找点吃的，顶多再“顺手牵羊”偷点可以御寒的衣物。
大门的南边有一片杨树林，挡住了两名歹徒的视线，使他俩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机械大队宿舍。他们沿着进入营区的那条路一直前行，并借助偶然间露出的月光，远远看到了仓库西面食堂的那根烟囱。
当然，按照常识，有烟囱的地方并不一定是食堂饭店。可就如同快淹死的人见了一根稻草也要去抓一样，快饿死的人也顾不上先判明那是做什么用的烟囱。他俩不顾石块硌脚，野草缠身，跌跌撞撞地穿过山沟直奔那烟囱而去。
当他们爬上一个陡坡的时候，作为“指路明灯”的烟囱忽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细看原来是两幢高大的房子——那就是503工地的器材仓库。几乎与此同时，站哨的女兵芦苇从房子边上站出来，一边从肩上往下卸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边喝问：“谁？口令！”
因为已经离得很近了，这叔侄俩同时看清楚了那是一个荷枪（这个看到了）实弹（这是估计的）的解放军。当然他们并没有看清那是“男解放军”还是“女解放军”。
他们是从口音中听出了这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的。
“口令”自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的是，只要几秒钟的时间，那个女兵就会端起枪来对准他俩。到那个时候，他俩就是张飞、李逵那样的“猛人”，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靠着亡命徒的孤注一掷和枪口下求生的本能，老刘某象条野狼似的猛扑了上去，在小女兵芦苇将子弹上膛之前，将她扑倒在地，并使劲夺过了那支步枪。
由于“坏蛋”像魔鬼般的突然现身，并暴力夺枪，这异乎寻常的精神刺激超过了小女兵芦苇的承受能力，她竟然被吓得晕了过去。
随后上来的小刘某怕她喊叫，摸了一块石头就要砸，一看她已经失去了知觉，怎么拨弄她的脑袋她也没反应。他抬头问老刘某：“叔，坏事了，怎么办啊？”
老刘某朝四周看看，尽管看不见附近还有别的房子，不过既然有人站岗，那说明这附近肯定住着解放军。老刘某咬咬牙说：反正祸是越闯越大了，怕也没用。咱摸到烟囱那看看能不能找到吃的，找到找不到的，咱都得赶紧离开这儿。
小刘某就问怎么处理这个“女解放军”，老刘某想把芦苇弄死，说不然的话她醒过来以后会去喊人；小刘某有些不忍，不知是因为他良心未泯，还是因为月光下看起来这小女兵很有几分姿色，他还想捎带着“劫色”。不过后一种可能性不大，一是由于天太冷，二是由于他自身难保，恐怕也没心情。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小刘某不同意伤害这个女兵。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他们看到南面晃晃悠悠又过来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这两个坏蛋身上没带凶器，伤害我的那把刺刀（实际上是刺锥）是从芦苇的半自动步枪上卸下来的。那个小刘某竟然还当过民兵，所以熟悉五六式步枪的构造，不然的话，外行还很在短期内卸下那个刺锥来。
得知我的大腿竟然是被刺锥刺伤的，我心里一阵发凉。
刺锥和刺刀是不一样的。刺刀是扁平的形状，刺进肉里形成的伤口是条形，出血相对较少，也比较容易愈合。以前擅用刺刀的战士，在将刺刀刺入敌人身体后，拔的时候要将枪身歪一下，一来便于刺刀脱离肌肉的吸附，二来扩大伤口给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刺锥则改进了刺刀的这一缺点，它的造型是三棱型的，头部略扁平，没有刃角，但它刺进身体后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刺刀。我凭感觉，知道那个可恨的小刘某是刺中了我右大腿外侧中部略靠上的部分。这肯定会给我留下一个很难看的伤疤。那我以后还怎么穿超短裙、热裤或者是高开叉的旗袍啊！
混蛋小刘某啊，该死的小刘某啊，断子绝孙的小刘某啊！
“陈子华”对我的悲愤大惑不解：伤痕的位置那么高，怎么会影响你穿裙子？你那什么裙子啊？
也难怪“陈子华”不懂，因为她穿过的裙子全都长及小腿中部。不过“陈子华”的疑问提醒了我。这个时代谁敢穿超短裙，绝对会让“革命群众”或者“专政机关”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抓起来。好像那玩意儿是八十年代中末期才兴起来的，那时我都三四十的人了，估计已经子孙满堂（有点夸张），不穿就不穿了吧。
扯远了，回来接着说那老刘某和小刘某。他们发现我以后，开始误以为我是男的，因此小刘某先躲在一边，用一块石头砸了我的头，然后在翻找武器时才认出来原来又是个女兵。他俩以为这个“女解放军”肯定也跟刚才那个一样，一吓唬就晕，因此放松了警惕，直到我跳起来将“老刘某”击倒，他俩才觉察出来此女不是彼女。
我那一枪正打在老刘某的肩部。因为离得近，形成了贯通伤，把老刘某疼的几乎昏过去。小刘某架着他连滚带爬出溜下山坡仓皇逃命，正好被听到枪声紧急集合起来的机械大队战士堵个正着……。
讲完事件的经过，我赶紧问：“那个芦苇，她怎么样了？”
许建洛说：“她没事，受了点惊吓。在咱们卫生所治疗呢。”
连长由衷地赞道：“陈子华，你真是不简单。你一个人敢跟两个亡命徒搏斗。要不是你把其中那个打伤，他们肯定就跑了。马主任让我转告你，工地要给你请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我直点头，谦虚了两句之后叮嘱艾琴：“千万别跟我妈说啊，她胆小，别吓着她。”
看到我没什么大问题了，连长他们就回了工地。我已经被列入“一级护理”，随时有护理员（医院的护理员是战士，而护士是干部）照顾我，他们也就不用操心了。
中午时分，吊针打完了。我吃了护理员给我送来的午饭：一碗蛋花汤，两个馒头和两份味道不错的炒菜，感到身上逐渐有了力气，伤口也不那么疼了。然后我在床上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感到有人坐到了我的床前，我睁眼一看，竟然是周启明。
我一下子抬起头来：“启明！你怎么来了？”
周启明赶紧扭头，以极快的动作擦去了眼角的泪水，转回头，不好意思地一笑。
他竟然在偷偷地哭，在为我的伤势而心痛不已。我感动极了。
“你看你。”我嗔怪地说，“我没事的，就是破点皮，几天就好了。”
“瞎说，”周启明指指我的床头，那里有个小小的铁皮框，里面插着我的病员卡，还有一张带一条红杠的纸片，标志着是“一级护理”。“你都一级护理了，还骗我。”
“嗨，傻启明。那一级护理是医院照顾我才给我的待遇。你不信去问问军医。你去了吗？”
“没有，没顾上，我刚到。那你等会啊。”周启明说完急急跑走了，很快又转回来，这次他的脸上有了笑容。
“我问军医了，她说真的不要紧。伤口不大，也没伤到骨头，就是失血多了一些。不过几天可是好不了。”
“最多一个礼拜。你就放心吧，大惊小怪的。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周启明拿出他带来的苹果，问我：“能吃吗？”
我点头。他一边削苹果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是吕英慧打电话告诉我的。对了，咱俩的事情她好像知道。”
我说：“她是猜出来的。她知道没关系，她不会到处瞎说的。”
周启明把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喂我。我其实能自己拿着吃，可是我喜欢他喂我，我让他也吃，我俩你一块我一块，一直吃到同屋的病友小贾回来。
这个屋子有三张病床，住了我和小贾两个人。小贾是密东兵站的机要员，出车祸摔坏了胳膊住的院。
这时已经日薄西山了。我问周启明怎么来的，他说是在公路上截了一辆运货卡车。他还得接着回去，因为明天后勤生产部领导去检查工作，农场不让请假。我有些着急地说：“天快黑了你怎么走啊？”他说我们农场有办事的车来，在镇革委的院子里等我呢。后来我才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回去的时候搭了一段路的便车，最后还剩下三十里地，他是徒步走回去的，到农场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
第29章 住院
第二天上午医生还在查房的时候，医院通讯班的小张跑来看我。他现在已经是班长了。
我的主治军医说他：“小张，现在是查房时间，你过来干什么。你怎么还跑到女病区来了？”
他先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朝军医嘿嘿一笑：“李军医，你知不知道，军区后勤今天来人，采访陈排长的事迹。她是跟罪犯搏斗受的伤，而且她还打伤了一个罪犯，后勤要给她立功呢。”
我说张班长你别乱说。他说：嘿你不信啊，真的，后勤政治部宣传处来的电话，直接打给医院政治处的，要医院配合采访呢！
那个姓李的女军医就朝我说：“陈子华，你可真不简单。”
李医生查完房走了，小张还不走，他问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笑笑说：“谢谢你，不用啊，我这里有护理员，你快忙你的去吧。”
小张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还给我带来很多的水果和点心。然后医院院务处、政治处、医务处的领导陪着后勤政治部宣传处的处长来看望加采访；后来我们工地还来了一些战友看我，弄得病房像个菜市场，闹哄哄地乱了一天。
下午四点多，人们才陆续散去。这时候病友小贾过来悄悄对我说：“哎小陈，你男朋友又来了，在后院坐着呢。”
一听周启明又来了我很高兴，不过我还得先纠正她：“什么男朋友啊，那是一个战友。”
她朝我挤挤眼睛笑道：“对对，你的‘男战友’来了。我那会儿散步碰上他，他让我给看着，人走光了就叫他。”
我说：“哎呀，那你快去叫他呀！”
小贾故意说：“一个战友急什么？叫他等着去吧。”看我举起桌上的杯子要砸她，她嘻嘻哈哈跑走了。
小贾跟我同岁，比我入伍还晚一年。昨天我俩没聊一会儿就熟了。她很善解人意，周启明一来，她就借故上别的病房去“串门”。
见了周启明我说：“咱不带这样的啊。这么远你老跑什么呀？”
周启明说：“上午生产部检查完了，他们的车正好过来。是我们厂长说让他们捎着我来的。场长人很好，你放心就是。”
我问：“那你晚上还回去吗？”
他说：“是啊，我一会儿就走。”
我气得直叫：“你傻啊你，你看这都几点了？”
他斜着眼睛看我：“这么说你是不想叫我回去了？”
我叫道：“我是不想叫你来！”
他嘻嘻一笑：“骗你呢！今儿是礼拜六，场长让我礼拜一上午再回去。我都在医院招待所登记住宿了。”
我喜出望外，使劲用小拳头捶他，一边骂：“周启明你个大坏蛋，你简直坏透了！”
伤口拆线之后，我就试着下地活动。这天外面的太阳很好，气温明显回升，有些小阳春的感觉了。我便披着军大衣，拄着一根拐杖到病房外的空地上散步。我才走了几步，忽然一双手从后面伸来扶住了我。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吕英慧。
吕英慧前些天已经跟着别的战友来看过我了，今天她是来送病号的，送完病号那车去办别的事情，她就跑来找我。
她看我直喘粗气，就关切地说：“你失血太多，一时半会补不上，千万别累着。你着的什么急啊。”
我说：“我想赶紧好了赶紧出院啊，住这快憋死我了。”
吕英慧坏笑着问：“真的急了？真的想出院？要不跟我一块儿回去？”
我把头一扬：“你以为我不敢？你等着看，你那车一来我就走。反正跟着吕护士，我怕什么？”
吕英慧撇撇嘴：“口是心非吧你！周启明成天跑来看你，你俩‘好’得一塌糊涂，难分难解，你还‘赶紧出院’，出院你不就见不到周启明了？”
我举了一下拐杖做打人状：“你就坏吧！俺警告你，俺认识你，俺这拐杖可不认识你。”
吕英慧赶紧投降：“俺不敢了，俺怕你了行吧，妹子饶命。”
嘻嘻哈哈闹了一阵，吕英慧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子华，我要是调987来你看怎么样？调总院离你太远，以后想你也没办法，987离咱们工地就近的多啊。”
早就听说吕英慧在办调动，不过人们都说她是要调军区总院，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987医院强得多，她怎么又想到要调987呢？
我问：“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是总院不好调？你慢慢等着就是了，急什么呀？”
吕英慧说：“真的。我就是不想在咱们那呆了。一天也不想呆了，我恨不能马上就调走。”
看到吕英慧俏丽的脸上蒙了一层阴云，我心知这里必定大有原因，就小声问：“到底怎么了？”
吕英慧深叹一口气：“走，上那墙根坐着，我跟你说。”
吕英慧扶我来到病房南墙外朝阳避风的地方，我俩坐在那里的木凳上。吕英慧四下看看，等周围没人了，她才给我讲了起来。
听她一口气讲完，我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原来吕英慧早就在250工地呆够了。她想调走的“次要原因”是工地卫生所条件简陋，人际关系也不理想，但主要原因是为了躲开我们工地的马主任。
马主任叫马豫。他今年五十二岁，比张政委小四岁，级别也比他低两级。马主任个子不高，但身板很敦实，长得也挺精神。跟那个脾气暴躁的张老头比，马主任的口碑要好的多。他待人和气，没什么架子，干部、战士对他的评价都很不错。但我们都不知道的是，马主任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好色”。
我只知道政治部主任杨次山“好色”，没想到“老杨”在工地还有个“同好”。不过马主任的“档次”明显要高一些，他不象杨次山那样，凡是漂亮些的女孩子都感兴趣，马主任一般都有固定的目标，他现今的目标就是吕英慧；他还不像杨次山那样，一见到可餐的“秀色”就忍不住，莽莽撞撞地张口就想咬，他是耐住性子先把那“秀色”进行一番精细的“烹调”，然后摆在眼前循序渐进地慢慢享用。
他到底“烹食”过多少“秀色”不得而知，反正他目前就在对吕英慧进行“烹调”。
吕英慧告诉我一个事实：马主任垂涎她的美貌由来已久，以前他之所以无法“得逞”，是因为惧怕张“土匪”。
我现在跟张庆田已经是誓不两立，那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可能在一个不短的“未来”之内，我还得跟他共存在一个地球上。不过虽然我恨他恨得要命，可我还得尊重事实：胖老头尽管有很多很多的缺点，而且有些缺点还相当相当的大，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清白如水。正因如此，他对出现“作风问题”的干部从不手软，以至于经常会发出要“骟”了他们的威胁。
在我们工地，马主任与张政委不合尽人皆知，因此马主任决不能“授人以柄”，如果让张老头在“作风问题”上抓住了把柄，马主任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因此从实际效果上讲，张老头就是吕英慧头上的保护伞。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马主任似乎不象以前那么惧怕张政委了，具体的说是从那天晚上他生病去卫生所挂吊瓶开始，他试探着要“品尝”吕英慧这道美餐了。
吕英慧的性格跟徐仲雅有所不同，她特爱面子。尽管我跟她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但马主任到底对她做了些什么她还是说不出口。不过她能让我感觉到，马主任对她的性骚扰，就目前来看，还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跟现在的季节有一定关系）。可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以后会达到什么程度很难说。
吕英慧只能“逆来顺受”。一方面因为马主任了解吕英慧家庭的真实情况（不知他是怎么打听到的，整个工地好像只有他清楚。陈子华不算，因为陈子华知道的那些都是吕英慧告诉她的）；还有一方面是吕英慧正在办调动，她有求于马主任。
以前我们都认为吕英慧是想调到军区总院去，她父亲也是那个意思。但实际上吕英慧根本不想去“总院”，因为那儿离她“家”太近。尽管吕英慧成人后，她父亲对她还不错，可吕英慧“旧憾未释”，而且她与后母简直就是“不共戴天”，所以她的想法就是离家越远越好。她自己想去的地方是987医院，那里有她在护训队时的几个同学。
现在的问题是，马主任绝对不会轻易放她。想走也行，马主任一定会开出让她无法接受的交换条件。
吕英慧今天就是找了一个借口，特地跑到医院来向我问“计”的。
她跑来问我还真是问对了，因为我有战胜“小杨”那个菜鸟级色狼的宝贵经验。按她所说的那些来看，“小马”这个色狼的级别显然要比“小杨”高的多。但是有了这一年多的历练，我的“经验值”也升级了不少。尤其是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我好像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我现在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感到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什么困难、挫折和磨难，能吓阻我前进的步伐了！就是因为这种自信，让我根本就没把“马色狼”放在眼里（他再厉害，也比不上那两个身高力壮，手执凶器，杀人不眨眼的罪犯更凶残吧？），因此我很快就想到了帮助吕英慧对付“小马”的办法。
我轻飘飘地说：“就这点小事啊？太简单了，你给我买包蛋糕，我就告你怎么办。”
吕英慧打我一巴掌：“这什么人哪，趁火打劫。人家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说：“这你就不对了。咱们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那叫自乱阵脚。我还真是有一个极好的办法，我试过了，绝对灵验。不过——”我拉了一个长音。
吕英慧急得直摇晃我：“哎呀你卖什么关子啊，我给你买蛋糕行吧，买八斤，撑死你。”
我小声说：“你知道不知道马主任最怕什么？”
吕英慧摇头。
“傻丫头。在你这个事儿上，他最怕的是有风声传出去。你看，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马主任是这么一个人，引申开来，咱们工地都不知道。这就是马主任的好名声。这好名声对他来讲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有点道理。你接着说。”
“他既然怕这个，他为什么还要冒险呢？因为他还知道更重要的一点：他怕， 你更怕。这样他反而就不大怕了。”
吕英慧眨动着那么长那么密的睫毛，紧紧盯着我。
“所以啊英慧，咱们需要站的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站到能俯瞰全工地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比马主任有优势。你只要不怕了，他就怕了；你要是敢豁出去，他还得求着你调走呢！”
吕英慧紧敛秀眉，轻咬丹唇，使劲领会着我说这些话的深厚涵义。
为了让她更完整更准确地领会“张氏理论”的真谛，我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有个哲人（就是张思静）说过一句话：手段的卑鄙无损于目标的神圣。你照这个路子去琢磨吧。”
吕英慧马上反驳：“这什么哲人啊？既然目标是神圣的，手段自然也应该是神圣的。”
“那不一定。吕英慧同志我问你，你吃过猪肉吧，猪没有生命权吗？猪惹你们了吗？猪那么温柔那么温顺，胖乎乎的多可爱啊？你们就那么残忍地杀死了无辜的猪，然后还把人家碎尸万段，然后剁成肉泥，然后吃到肚子里。这什么手段啊，叫卑鄙是轻的，这叫残忍至极，叫惨绝‘猪’寰，对不对？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吃饱之后，让身体健康，好保卫毛主席保卫祖国，这目标不神圣吗？你说！”
吕英慧说不出来了。
我的这些“歪”理论和“怪”思维，显然是有些严重超前，大约超前了有20年。
从张思静的角度来讲，她那思维的开放程度，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的，她那些稍稍涉嫌“缺德”的办法（如在招待所对付老杨那种办法），是此时的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我现在就要启发吕英慧朝着这个方向去想：是你马豫先惹我的，你强大我弱小，你就像以色列，我就像巴勒斯坦，咱俩要是面对面决斗，那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或者像巴勒斯坦那样为了生存下去，我恐怕就得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手段。你也别管我使用什么手段，我的目的就是战胜你，“神圣”的目的达到了，“手段”自然而然也会变得“神圣”起来。
吕英慧的脑子相当聪明，她很快就领会了“张氏理论”的精髓。她问我：“你说了半天，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她小声说了出来，说的时候白皙的脸蛋染上了一抹嫣红。
我点头。既然学生都领悟了，我多说无益。
“要是达到最佳目的，或者说……取得最佳战果，还得有个人配合我，是不是这样？”学生虚心求教。
我继续点头。
“就是这个人不大好找。”学生皱眉做苦苦思索状。
我已经替她想到这个问题了，我指点了八个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你？”她有些吃惊。
我失望极了：“唉，刚想表扬表扬你，怎么又糊涂了。”
“啊！”吕英慧一下子想明白了。“是‘她’啊。高，实在是高。她肯定愿意配合我，因为……”
“阿弥陀佛！”见吕英慧已经完完全全理解了我那个“缺德”主意，我闭上两眼，双手合十，“天机不可泄露。”
吕英慧笑着使劲打我一巴掌：“陈子华啊陈子华，你简直是个弯弯绕儿（“弯弯绕儿”是文革时期仍可公开发行的极少量长篇小说之一 ——《艳阳天》上的一个以狡猾著称的人物）。我真后悔啊，我怎么早没发现你这个大活宝！”
第30章 “事迹”材料
我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四天，出院时尽管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但走起路来还是多少有点瘸。我之所以坚决要求出院，固然有惦记着工作的成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心疼周启明。
这十来天当中，周启明往医院跑了好几趟。987医院在一个镇子上，交通不是很方便，周启明为了来看我，长途客车、卡车、油罐车、摩托车、拖拉机逮着什么坐什么。我跟他讲我这里有护理员照顾，再说你是个男的，你有劲也使不上，他不听，傻呵呵地说：“我就是来看看你，看到你我就放心了。不然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为了不让这个傻孩子来回跑，我赶紧找军医要求提前出院了。
军医给我开了七天病假，可我一天也没顾上休，因为排里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我住院的这些天，250工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来了工程大队，将整个后山封闭起来，进行工程的后期施工。其次机械大队也换了一批人（因为施工机械换了），包括原来的大队长。那个大队长由于下属误岗造成严重后果——罪犯混过哨位进入营区，抢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后追回），打伤带班干部一名（就是我）——被降职处理；直接责任人吴姓班长和王姓战士双双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开除党籍，提前复员，实际上是被赶回了老家。警通连女战士芦苇也有错，因为连里力保，仅仅受了一个通报批评。
按说在这件事上排长陈子华也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芦苇弱不禁风，一受惊吓就趴下，算是陈子华“领导不力” ）。不过由于陈子华勇斗罪犯，在最终抓获两名歹徒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军区后勤部批准荣立一等功，因此那点小小的“责任”也就不必追究了。
我回到工地不久，新一轮的“复补教育”就开始了。时间为一个礼拜。接下来就是上课、学习、讨论、表态。时兴的口号变成：“一切交给党安排，一颗红心任去留”，“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等。
与那警一排、警二排农村兵多的情况相比，我们排的工作比较好做。农村兵基本上没有愿意复员的，他们回去不能安排工作，只能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军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我们话务排的女兵除了个别人以外，全都是城市兵，区别仅仅在于大城市、小城市和县城之分。城市兵复员回去是能够安排工作的，而且是百分之百吃皇粮的国营单位（那时也没私营企业）。不过尽管这样，也还是有很多女兵不愿意复员，韩守英就是其中之一。
老兵复员与否是连里定的事情，排里说了不算，韩守英深知这一点。这天晚上她找我汇报工作，完了问我她能不能复员，我没直接回答，我说：“其实我倒是想走。部队又不能呆一辈子，尤其是咱们女兵。而且还是干这个话务工作，要是医院什么的，还能干得时间长点，干咱们这个有什么劲啊？”
韩守英叹口气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一想到脱军装，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我嘴上安慰她，心里却说：“小坏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凭你干的那些坏事，你不走谁走？”
的确，韩守英必走无疑。连长找过我征求意见，跟我说这三个班长只能留下一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张丽华。尽管留张丽华也不理想，可是相比较而言，她比小高和韩守英还好一点。最后连里就是这样安排的，当然这个内幕韩守英不知道。
还有一个人心里一直不踏实，那人就是七班副班长何长娥。
何长娥是干部，她不能复员（几年后有了新政策，干部也复员），她要是退伍的话，就是“转业”。
我当排长后不光将她“提升”为副班长，还认真履行了承诺，把她的事情跟连里、基地反映了好几次。但她的事情连里说了不算，甚至工地说了也不算，军区后勤不发话，谁也不能“落实”什么。因此在为她积极“反映”的同时，我只有不着边际的安慰她。有一次不知怎么顺口说了一句：“我估计上面也不会拖多长时间，也许‘复补’的时候一块就给你解决了。”没想到我还真蒙对了，“复补”教育刚开始，后勤就来了调令，调何长娥到禹川分部下属的一个文化站当干事。尽管那是个小地方，可也算是为她“落实”了政策。何长娥激动极了，也感动极了，抱着我哭了个一塌糊涂。
同样哭“糊涂”了的还有韩守英。她是听到老兵复员名单之后哭的。见她哭我却禁不住地暗自高兴。虽然从“实际效果”上讲，这个小坏蛋并没有真的伤害到我，但是她心术不正是确确实实的。这种人我看见就烦，所以她倒霉我就高兴，尽管这样的幸灾乐祸不大厚道。
“复补”的结果，我们三排复员女兵10名，补入新兵14人。张丽华升副排长，三个班长分别是：7班长佟蕊，8班长唐园，9班长马卫青。
由于人员调整，加上补入的新兵较多，所以排里的工作忙乱了一个来月才算稳定下来。我刚要松口气，忽然通讯员喊我到连部，说连长和指导员有“要事”跟我谈。
指导员先说，他上来骂了一句：“政治部真操蛋。吕副主任找我两次，都让我堵了回去，这次不行，这次是杨副政委打来的电话，说是后勤政治部的意思，我们挡不住了。”
副政委就是杨次山。这老小子倒是官运亨通，半月前被上级任命为工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了正儿八经的正团职干部。不过其它的我还是没听懂，连长就解释说：“后勤成立了一个‘学习积极分子报告团’，调你去写材料，作报告。事儿倒是个好事，可我俩想你一贯对这些不感兴趣，加上话务排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呢就想推掉，结果怎么推也不行，你还是得去。”
我明白了。所谓的学习积极分子，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原来叫“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林彪倒台后改了名，其实一个意思。拿21世纪的话来说，就是个英模报告团。我对这玩意儿不光不感兴趣，还特别反感，所以立即对两个连首长说：我没事迹，我也不会写，我不去行不行啊。
指导员说：“我也替你找理由来着，不行。副政委说了，材料不要你写，要你提供素材，肖星辰给你写。你照着念就是了，你可不能说念也念不了。你还是去吧。排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排里还真是有点问题。我必须得先跟他俩汇报明白。这问题就是两个副排长有点矛盾。
艾琴跟张丽华不合由来已久。艾琴刚提副排长不久搬到七班去住，班里开班务会，也不知道张丽华是忘了还是故意的，讲完事之后，她对于坐在旁边的副排长视而不见，仅仅礼节性地问副班长何长娥“有事没有”，见何长娥摇头，她随即宣布“散会”。
艾琴气坏了，她立即跑了四里路从后山到前山找我，狠狠地告了张丽华一状，中心意思就是张丽华不把她放在眼里，欺负她，说着说着还抹开了眼泪，弄得我哭笑不得。
后来我找过张丽华，张丽华承认是自己忘了，并且很有些勉强地给艾琴道了歉。但两人从此结下了“疙瘩”。
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话务排的女兵之间有很多，女人嘛，就是这个样子。女兵也是女人，小心眼是免不了的。只要排里这种小矛盾小冲突不是太过分，别影响了革命工作，从宇文君、陈从仪到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和稀泥，不然还有什么办法？像艾琴和张丽华，只要我在排里，她俩就会相安无事；可我一旦出去了由她俩负责排里工作，以张丽华的脾气，绝对要跟艾琴争个高低。她以前一直不服艾琴，艾琴也没少给她穿小鞋；这会儿她也是副排长了，她不趁机报那“一箭之仇”，她也就不是张丽华了。
听了我的介绍，指导员先是嗤之以鼻：“你们这些人啊……，”他摇摇头不稀得再评价，就直接说：“等我找她俩，这段时间叫艾琴主持。她们谁敢不配合，谁敢拿着工作给我开玩笑，我一块儿撤了她们。”
既然指导员有办法“治”她俩，我也就放了心。这天下午，我就去机关政治部报到，准备我的“典型材料”。
给我写材料的肖星辰本来已经”贬到“机关食堂去了，但是别看人家“作风不好”，人家笔杆子却是我们工地独一无二的。由于我那份材料时间紧，要求质量高，所以杨副政委请示了马主任，将肖星辰重新弄回了政治部。肖星辰很珍视这次难得的机会，一见到我就对我提出要求：说咱们一定好好配合，把材料弄出水平来。因为这代表你的形象，也代表咱们250工地的形象！
我礼貌性地点头应是，心想这是不是也代表你的形象啊。
我以前对肖星辰印象不错，但是现在变了，原因是他的放纵害了我的好朋友徐仲雅。
他俩出事后，看起来是对他的处分重，对徐仲雅的处分轻，但是徐仲雅毕竟因此而被“发配”到了那个不吉利（塌方压死砸死了包括孟忠厚在内的两个人）的破工厂。这次“复补”，徐仲雅因为犯过错误，理所当然名列那个厂老兵复员名单的第一名。她们那里“复补”的时间晚，她走的时候，我们工地的新兵都补来了。临走前，她打电话跟我告别，说起话务排的情况，她听说连马卫青这个小姑娘都当了班长，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心里清楚，连里对徐仲雅的印象不错，加上我俩的交情，假如她不是出了那个事调走，现在一定会提升为副排长的。我没法安慰她，只好在电话上陪着她掉了几滴眼泪。
徐仲雅复员后，被安排在河阳市郊县的长秋县邮电局工作，还是当话务员。没多久，家里帮她找了一个对象，是个小学教师。那人别的条件都不错，就是个子稍矮点。徐仲雅因此有些犹豫，专门写信征询我的意见。我心里话，你长得那么高，要想在男的里面找个跟你身高匹配的，只有找篮球、排球运动员。不过我当然不能那么直接说，我回信说的很含糊，大意是，人好是最最主要的，个子是个次要因素。不过这倒是我的心里话：河阳离我们这里虽然很远，但是我们工地的直接领导——军区后勤部就在那里。我真是替徐仲雅担心，怕她跟肖星辰的“桃色新闻”会传到那边去，从而影响她“个人问题”的顺利解决。
相比徐仲雅，肖星辰目前的处境应该是好的多。
我曾经设想过，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和周启明身上会怎么样。我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周启明一定会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从而把我“洗清”。绝不会象肖星辰那样，承认什么作风问题（就是说两人都有责任）。周启明会宁可自己受最严厉的处分，也要让我平安无事，并且成为大家同情的对象。
这就是周启明和肖星辰的区别。说到底，还是徐仲雅看错了人。
正因为心里有这样的偏见，所以开始写材料以后我就很不配合。其实就没有徐仲雅那件事，我也不愿意写这种自吹自擂的“材料”。
按照肖星辰的“规划”，这材料主要把握三个主导方面：一是我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早早看出了林彪是个阴谋家；二是我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把战友看成姐妹。当战友（韩守英）即将失足掉下山崖的关键时刻，我想到毛主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那段语录，不顾一切救护战友，以至于自己被摔伤；三是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阶级敌人混进国防施工工地搞破坏的关键时刻，奋不顾身与他们搏斗，在身负重伤的前提下击伤一个“敌人”，为战友们最终将“敌人”全部擒获创造了条件……。
听完肖星辰的“提纲”，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说肖干事啊肖干事，你这不是写材料，你这是编小说啊。我逐条批驳了他，我说，“口误”那件事干脆讲都别讲，西山“放线”那事我就是拽了韩守英一把而已，事发突然，我伸手去拉她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至于后山那件事，我倒是想跟坏蛋搏斗来着，我根本没机会，他们上来就把我砸倒了，我要是不自卫，我就得被他们打死。所以我开枪完全是求生的本能，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没关系。我俩争论了半天，肖星辰硬是一页纸都没写满。他急了，去找杨副政委告状，杨副政委就在晚饭后不久召见了我。
我跟杨副政委的关系现在很有意思。他的官当得越大，对我越是热情诚恳，我呢，越是不怕他，在他面前表现的越随便。
我去他屋子的时候，光是敲了敲门，进去看看里面没人，我就既不报告也不敬礼，而且我还故意把他原来虚掩的房门给关严实了。
他一看我进去赶紧站起来，不光亲手给我端茶倒水，还拿出了好几个桔子让我吃。
我一点不客气，剥开皮就吃，吃了一半才说：“哎副政委，你也吃啊？”
他直摆手：“你吃你吃。好吃吗？”
我说：“真甜。这是什么桔子啊？”
他说：“好像是福建那边的。我这里还有，你走的时候多拿些回去。”
我很认真地点头：“嗯，谢谢副政委。”
我吃着桔子，他坐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一看他，他赶紧把目光移走。
我决定逗逗他。
“你看什么呢副政委？看我呢吧？”我做出调皮的样子瞅着他。
他竟然有点脸红：“没，没看什么。”
“你想看就看呗，你要不想看我才失望呢，那说明我长得丑。”
他有些窘迫地笑笑：“你比没受伤的时候胖了点，白了很多。”
“我胖了不好看吧？”我傻乎乎地问他。
他直摇头，放低声音说：“你什么时候都好看，真的。”
我撅撅嘴，一边吃一边问：“你是不是要跟我说那材料的事啊，那肖干事编得太没谱了，我的意思就是事实求是，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杨副政委说：“写材料嘛，都是这样，哪有不吹的，不吹的不叫材料。再说你那些事都是真的，只不过需要加工一下而已。你别难为肖星辰啊。”说到这里他看看房门，朝我招招手，意思是让我坐近一些。我心里话你干嘛啊神神道道的，不过我现在一点不怕他，我就大大方方走过去，坐到了他的身边。
他小声跟我说，告诉你吧，这事还有个内幕。
让我知道“内幕”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泄密”，因此他说的时候用了一些隐语。但我都听明白了。我没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其“内幕”竟然还挺复杂。
简单点说：我这个“报告团成员”的身份，是杨副政委给我争来的。他给我争这个身份的目的，是为了我的继续“进步”，也是为了对抗“张土匪”。
自从我勇斗歹徒负伤并立功之后，杨副政委就开始运作着，想把我再提升一级，担任警通连的副指导员或者副连长。这事马主任已经同意了，但是张政委坚决反对。他的理由实际上不是理由：陈子华提排长的时间太短。
他的真实理由谁也不知道，但是人们可以猜。
杨副政委猜是因为跟他这个副政委对着干：你想提的人，老子就是不同意。
因为张政委的“土匪”作风，基地几个领导对他都有意见，第一个对他不满的是马主任，第二个就是副政委杨次山。杨次山以副主任的职务代理政治部主任好几年，原因就是政委压着不让他“转正”，这样就耽误了他升任副政委；直到最近老张头身体不好（因为心脏有点问题住院两次了），上级考虑到工作上的因素，才让杨次山当上了副政委。
在老张头看来，“小杨”野心勃勃，眼睛一直瞅着那“政委”的宝座，所以他就对“小杨”有着极度的不满加上一百二十分的戒心。
不过要是让我猜，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施碧海那件事，我把老张头彻底得罪了。
施碧海被我“打跑”以后再也没了动静，老张头也没再找过我，只不过从那开始他见了我就没有个好脸色。我能想象出来姓施的那小子肯定没说我的好话（明显的坏话他应该也不会说，因为他发过誓、赌过咒了），老张头认为我公然对抗他的“指示”，他一定会给我穿“小鞋”，坚决不同意提拔我，这是他的本质决定了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杨副政委得知军区后勤组建“报告团”的事情，他专程去了一趟后勤政治部，为我争得了一个名额。他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让我通过参加这个报告团，在军区后勤创造一定的知名度，起码后勤首长都会认识我，那时候他再提出来提升我的职务，就能得到上级的支持，老张头反对也没用。
得知了杨副政委的良苦用心，我竟然很有些感动。我忽然意识到，既然老张头看我不顺眼，那么为了避免他的打击报复，我就特别需要“老杨”来罩着我。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而且，老杨并没有在“实际”上伤害过我，我现在很有必要跟他化敌为友了。因此我抬眼看着杨副政委，十分真挚地说：“我明白了。谢谢副政委。”
他很大度地摇摇手：“客气什么。我早跟你说过，我会帮助你的。以后遇到什么难事，你尽管找我。只要跟你有关的事情，我都会帮忙的。”
我不解：“我的事就是我的事，怎么还有跟我有关的事？”
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会有的，会有的。我什么都知道，你以后也别客气，有事了，有难处了，你就跟我说，啊？”
杨副政委没说清楚，但是我也明白了。他指的是周启明。张政委都知道了周启明跟我的关系，他一定也知道。他的话就是暗示我，如果周启明遇到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忙，他也会不吝援手。他能这么说，让我对他的好感度又上升了十个百分点。
事情谈完我该告辞了。我朝他笑笑说：“副政委，你对我的事情这么上心，我怎么感谢你啊？”
没想到他的脸竟然一下子红了，他为了掩饰而连连摇手：“你看你子华，我是为了要你谢我吗？回去好好努力，争取不断进步，以后担负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谢我了。”
既然他对我如此的坦诚，我忽然也想对他尽一点朋友的义务，我说：“副政委，你也该照顾好家庭。你家不是在河阳吗？阿姨自己在家也很不容易。”
他看看我，叹口气：“我家的事，没法说啊。封建婚姻，媒妁之言，我们没什么感情基础，她那人，简直不是个女人。”为什么不是女人，老杨没往下说。他俯下身子从抽屉里找出一个文件袋，就给我装桔子。
我却还得说，得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阿姨她可能也有她的难处吧。不过副政委你也要多保重身体，生活多注意，千万不能因小失大。这话本来我不该说，可我是好心，真的是好心。”
我之所以一定要解释我是好心，因为我说的“因小失大”实在是要告诫他注意“小节”，别放纵自己闹出事来，具体点说就是闹出“作风问题”来，那就不合算了。这话确实不该我说，但是老杨都那样坦诚了，我不提醒提醒他，实在也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
老杨看看我，很认真地点点头，把装满桔子的纸袋递给我，说了一句：“知我者，子华也。“
第31章 初访周家
1973年的4月初，我随着“军区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报告团”开始了巡回报告。我们报告团一行七人，五男二女。团长是后勤政治部宣传处王处长，团员五人：320医院外科主任宋某，密东物资仓库助理员齐某，杭山兵站勤务连战士梁某，987医院五官科护士魏某，250工地警通连话务排排长陈某（就是本姑娘），另外还有个随团的干事周某。我们一共去了11个单位，但是没去250工地，也没去周启明所在的密阳农场。没去工地的原因是我们那施工紧张，没去密阳农场的原因是那个单位太小。
河阳做完最后一场报告之后，我们这个报告团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团员”们应该各回本单位。这时王处长忽发善心，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没到过河阳？这样吧，20号21号给你们放两天假在河阳玩玩，22号回原单位报到就可以了。
王处长的“善心”是18号下午才冒出来的，我立即找个借口“溜号”去给周启明打电话。我刚告诉周启明说我们在河阳有两天假，话音未落，周启明就亟不可待地说：“你等在那，我去找你！”
4月20日中午，我早早来到河阳火车站，在检票口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从密阳开来的236次旅客列车。
谢天谢地，这趟车竟然没有晚点（此时火车正点的很少），在出站的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周启明。
“启明，在这！”我在接站的人墙后面跳起脚来喊着，全然不顾周围人们那诧异的目光。
周启明挤了过来，我抢上前一把抓住他。我调动出超大的抑制力，才把想当众拥吻他的荒唐念头强压下去。憋得我只好拼命掐他的胳膊，掐的他呲牙咧嘴。
拉着周启明出了站，我才平静了一些。我有些担心地问他：“请假好请吗？我真怕你们场长不愿意。”
周启明说：“没事。生产单位跟咱们250工地不一样，再说场长老好人一个，没问题的。”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站外的街道上。周启明问我：“你在哪个招待所住？”
我说：“我已经把招待所退了，我没地儿住啊。”
周启明说：“你怎么退了呀。走，咱再去登记上。”
我推了他一把：“周启明你糊涂了？我住招待所干嘛啊，我去你家啊，不就是远郊的杜镇吗。我买好车票了。”我把两张市郊公共汽车票朝他摇了一下。
周启明愣住了：“不行，不行啊子华，你去我们家不合适。”
我撅起了嘴：“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们家架子那么大啊。”
“瞎说，”周启明急急地解释道：“我家现在那个赖样，哪来的架子？我爸正在受批判呢，你去会连累你。”
“说什么呢周启明，将来那也是我爸呀，我怎么还怕受连累……”
“子华你别乱说。”周启明往四周看看，忙将我拉到一处楼房的墙根，“你千万不能去。我倒霉就倒霉吧，我不能让你再跟着受影响。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你这会儿去真的不合适。”
我问他：“是对我不合适还是对你们家不合适？”
周启明说：“我们家无所谓，早就门庭冷落了。 但是你还要进步，你在部队还有前途，你不能这么不计后果。”
“笑话，我就是去看看未来的公公婆婆，会有什么后果啊？”
“子华你不懂。对我们说来，什么是大事？只要牵涉到‘政治’就是大事。咱俩的事情没公开，250工地怎么传都不要紧，因为咱们可以不承认。但你如果去了我家，就是既成事实，万一被什么人汇报到工地，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发生什么后果都有可能！”
“你别吓唬我。我不怕，我今天去定了，有后果我也不管。你家房子不是挺多吗，告诉你周启明，我今晚还要住你家呢！”
我说完扭头就往汽车站走，周启明跟在我后面苦苦相劝，最后我火了：“周启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要不你别去了，我自己去。你回你的农场去吧，回去回去！”我使劲把他往外一推，扭头就走。
走了几步回头一看，周启明不声不响跟在我后面，而且竟然在悄悄拭泪，我哭笑不得用手指头点他的脑门：“周启明啊周启明，你三岁的小孩子啊，动不动就哭鼻子抹泪，羞不羞？”
他不说话，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提包，大步朝前疾走。
杜镇是河阳南郊的一个地名，处于城乡结合部。镇子的西面有个小土包，为一圈高大的红砖围墙包围着，里面是个占地上千亩的营区。营区最南端的山坡下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树，成片的绿荫中，点缀着几排红砖平房。
这些平房就是军级干部的宿舍区。每排平房住两家，都有前院和后院。周启明家在第三排平房的东头。他家那个前院很宽敞，像个小操场。中间一条石板铺就的甬路，路西一趟木架下面栽着葡萄，青翠的叶片沿着架子爬出去好远；路东是一片菜地，种了些莴苣、菠菜和小葱。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一棵石榴树。
周启明打开院子上的栅栏门，带我走了进去。这时平房的正门开了，一个头发略有些花白的中年妇女走出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启明，你怎么回来了？我从窗户上远远看着就像你。”
周启明先叫了一声“妈”，然后就介绍我：“这是小陈，陈子华，我的女朋友。子华这是我妈。”
“阿姨！”我甜甜地叫了一声。
“阿姨”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楞了一下才赶紧招呼道：“哦，小陈。欢迎欢迎。哎呀，启明你回来也没先说声。来来，快，屋里坐，屋里坐。”她一边迎我们进屋子一边朝里面喊：“老周，老周啊，你快看是谁来了！”
进了正门是个走廊，走廊两边都是房间。这时从东面屋子走出一个腰板笔挺的老军人。不用介绍，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周金兴，周启明的父亲。他们父子俩长得很像。
我朝他敬礼，同时叫了一声：“首长！”周启明捅了我一下，我才赶紧改口：“周叔叔。”
来的路上我跟周启明商量了我对他爸的“称呼”问题。经过研究论证，结果发现我爸（陈子华的爸）跟他爸竟然同岁，只不过我爸比他爸大七个月，那没办法，他爸只能是“叔叔”了。
周金兴很慈祥地笑了笑，把我让进客厅。
客厅在西面第一个房间。里面很宽大，足有四十个平米。红色油漆的木质地板，蓝色镶边的墙裙，正面墙上一幅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彩色画像，两边是镶在镜框里的毛主席语录。北墙根一张老式的大写字台，上面悬挂着好几个镜框，里面是些家庭照片。客厅南面当地摆着一个木质长条茶几，却没有沙发，茶几周围只是散放着几把椅子。
周启明一边让我坐椅子上，一边问他妈：“咱家的沙发呢？”
他妈叹口气：“叫营房处收走了，电话也给拆了。这些人 啊……”
周金兴却不在意地说：“那都是公家按级别配的，我不够资格使用了，收回去也应该。”随后他叫周启明：“启明，给这位同志倒水……哦，你叫什么名字？跟启明一个单位吗？”
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周启明他妈把他叫了出去。周金兴就跟我说话，问我家是哪的，父母情况，以及我的具体工作等等。没说几句，周启明他妈打开房门朝我笑笑，然后对周金兴说：“老周你来一下。”那“老周”就站起身来，一边跟我说：“小陈同志，你先坐。喝水啊。”一边跟着周启明他妈出去了。
很显然，周启明跟他妈说明了我的身份，他妈被我的“壮举”搞的有些迷糊，需要赶紧给“老头子”沟通一下。我不着急，也不担心，周启明跟我说了，他会把一切都跟他爸妈解释清楚。他要让那二老明白，他带回了一个多么优秀、多么贤惠、多么深明事理的“准儿媳”。
周爸出去以后，我端着水杯走到北面那个写字台边，细细端量墙上镜框里的那些照片。
那上面最醒目的是一张全家福，看看时间是1970年6月，应该是周启明休探亲假的时候照的。上面一共六个人。除了周启明、他爸、他妈之外，还有三个人。一个三十出头，长得挺漂亮的女军人，应该是周启明那个在海政机关当干事的姐姐周筱茹；另一个同样年纪戴着眼镜的男军人，应该是“姐夫”岳河南，他是海司的一名参谋；抱在周妈怀里的小女孩，应该是周启明的外甥女腊梅。听周启明说，他原来还有一个大哥，一个二姐。大哥在战争年代夭折了，二姐四岁的时候死于疫病。这个时代像周启明家这样只有两个孩子，象陈子华家那样只有三个孩子的情况不多见，多数人家都是四五个以上的孩子。
像框里有不少周启明儿时的照片，看来这个家伙从小就是个帅哥。这其实并不奇怪，我那“周叔叔”就是儒雅俊朗相貌堂堂，年过半百的“阿姨”则娇小白皙，风韵犹存。周启明必然会承传他俩的优秀遗传基因。我有些害羞地想，将来我跟周启明的孩子，也必定是帅哥美女，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我正在看照片呢，那一家三口一块回到客厅里来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周爸周妈对我的态度变得既热情又亲切。周妈说：“子华，你来了这，别把自己当外人，就当是在自己家里好了。你随便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周爸接着说：“对对，这里就是你的家。听说你还有两天假，明天让启明陪你出去好好玩玩。”
我做出“乖孩子”的样子笑着点头：“谢谢叔叔阿姨。”
又坐着说了一会话，周妈就去做饭，我自然要跟去打下手帮忙。周妈说不用你子华，你快歇着去。我说：阿姨你不是说让我跟在自己家一样吗？我在家的时候就帮我妈做饭炒菜。
周妈就笑呵呵地说：“好好。那你就试试。我跟你周叔叔吃饭都很简单。你愿意吃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周家的厨房在北面。窗外就是二百多平米大的后院。后院还有一幢红砖房，共四间屋子。其中两间是储藏室，另外两间原来是警卫员和厨师住的，周金兴“出事”后原有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全部撤销，警卫员和厨师也都撤了，那些房子就空闲在那里。周妈说正好在那屋里支了一个乒乓球案子，没事了她就跟“老周”打球锻炼身体。
我由衷地赞叹道：“阿姨，你跟叔叔还真是想得开。这样最好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周妈一边择菜一边说：“你们尽管放心。我跟你周叔叔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你周叔叔战场上出生入死，那条命就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当中捡回来的。不是因为怕连累你们，这点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过……”周妈朝门外看看，压低声音跟我说：“现在不是前几年了，你周叔叔的事情，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脱军装。你跟你妈说的时候解释一下，别让她太担心。”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可能觉得我是真心跟周启明好，不在乎他家是不是在倒霉。但是她担心我妈会不同意我的选择。其实这事我跟我家里人都说了，他们都没什么意见。我妈是觉得只要周爸周妈不是“反革命”或者“叛徒”、“特务”就关系不大；而我姐只关心周启明长什么样，催着我赶紧跟他“合影”，要“上色”的，然后给她寄去。我哥多少有点保留，当然是因为周金兴的事情还没有结论，不过听我说了周启明的好处，他也没继续反对。
我跟“阿姨”说明白之后，她笑得合不拢嘴，连说：“那就好，那就好。”
吃过中饭之后，周妈周爸穿过后院到房子东面的树林里“遛弯”。周启明就领着我参观他家的房子。走到他屋子里的时候，他一把将前窗的窗帘拉上，然后就亟不可待地将我抱在了怀里……。
我挣扎道：“周启明你疯了，你妈你爸回来怎么办？”
他一边使劲吻我一边咕咕哝哝地说：“他们散步至少四十分钟，一时半会……回不来……。”说着他就解我的上衣，我捂住衣服小声喊：“小祖宗，你家大门没锁，万一来个人……。”
周启明拉开我的手说：“没事的。除了你根本没人来我们家。跟你说啊，我这些日子想你想疯了。一见了你，我是看也看不够，亲也亲不够，我要是不‘欺负’你，我非憋死不行。你说怎么办啊？”说着他又要动手。我觉得周启明一向很有数，而且我也怕他“憋死”，只好把心一横，由他去了。
周启明把我揉搓了好一会儿，直弄到我娇喘吁吁，他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手。我含羞起身整理衣服和头发，一边佯嗔地骂他：“周启明，你怎么像个大流氓似的。”
他嘿嘿地傻笑：“这还是轻的，我以后一定让你领教领教真流氓是什么样。”
我奇怪地问：“哎，你从哪学的干这些坏事？”
他俯身在我耳边说：“从我们农场结过婚的那些人那儿。你说实话，你喜欢吗？”
我使劲打他一巴掌：“坏蛋东西！你怎么不学好啊你！”
周启明看看时间，他爸他妈快回来了，赶紧又拖我起身，假装着带我继续“参观”。
别看周家的房子是平房，但是开间很大。南面有廊厦，北面有个封闭的走廊。向阳的房间五个，一个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客厅西面的卧室是周爸周妈的，走廊以东的两间卧室是周启明和她姐姐的。朝北的房间也是五间，厨房、餐厅之外，还有一间贮藏室，两间客房，然后东面西面各有一个卫生间。
周启明带我参观他姐姐那个房间时，他爸他妈散步回来了。他妈就说，子华你就住姐姐的房间吧。她走过来帮我收拾床铺。我问：姐姐不常回来吗？周妈说：她忙。脸上却闪过一丝忧戚。看到周启明朝我使眼色，我知趣地不再问下去了。
后来周妈去午睡，我问周启明怎么回事，周启明说：“上回我在家的时候，我姐也回来一次，她劝了我爸老半天，让他认个错，随便‘揭发’一点那‘林彪死党’的问题，先过了这一关再说。老头子犟得很，说我周金兴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可我绝对不干那落井下石的事，杀了头我也不干。把我姐气坏了，从那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其实这也不全怪她，我爸出事后，她和姐夫都受了牵连，都调离了原来的重要岗位。”周启明说到这里又看看我说：“正因为这样，你能来这一趟，我爸我妈高兴极了。我妈说，陈子华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我以后要是欺负你，她饶不了我。”
我撅着嘴说：“那你刚才那么欺负我，我得告诉她去！”
周启明坏笑着推我：“你去啊你去啊，你原原本本说给她听。你倒是去啊！”
他坏我更坏：“你以为我不敢？我就在这叫：救命啊，周启明欺负人！”
周启明一把捂住我的嘴，抱着我滚到了床上。
晚饭我和周启明没让周妈动手，我俩合作，弄出一桌还算丰盛的四菜一汤。周爸高兴，拿出了一瓶“茅台”，我们吃着喝着聊着，很有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味道。
以前的这种时候，老两口最喜欢听周启明说一些部队生活的趣闻轶事。今天周启明忽然来了兴致，说咱们轮着说笑话吧，谁都得说，说出来没人笑的，罚酒一杯。
周启明自己就先说了一个“段子”。
原来这个年代也有“段子”，不过绝对没有黄段子。周启明的段子是这样的：
有个老农民进城看戏，发现剧院里的墙上并排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下面写着名字，他就自言自语地念着：“马克斯（思）、恩格斯、列宁斯，哎，‘大林’怎么没有‘斯’啊？”
周爸周妈就哈哈笑起来，我觉得没很大意思，不过我也跟着笑。
下面按照顺时针方向转，该周爸说了。他就也说了一个老农民的故事：某个农村大爷老听到“广播匣子里”说“印度支那战争”，就跟别人讲：你们知道不知道，打起来了，“印度”跟“支那”’打起来了！
周妈跟周启明就笑个不停，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也笑了。
下面该周妈，她却让我先说。我心想你们说的这算什么段子啊，这“幽默含量”也太低了吧。我给你们来点21世纪的小段子，管保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不废话嘛）。
我就随便讲了一个：
班长问新兵：“在我们师，谁是最大的官？”新兵答：“是师长。”班长又问：“那么在师长下面的是谁？”新兵很快答道：“是师长骑的马。”
他们全都大笑起来。周妈把刚喝进嘴里的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周爸也笑得捂着肚子，周启明则笑得直咳嗽。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些不算什么啊，类似这样的段子我肚子里起码存着百八十条呢。
笑完之后该轮到周妈讲了，我看她皱着眉头使劲在想，我就赶紧说：我替阿姨说一个吧，你们笑了就算阿姨的，说了你们不笑，就罚我好了。
我又说了一个神经病的“段子”：
哥哥带弟弟去神经病医院看病。他对医生说，我弟弟一直幻想着他是一只母鸡，这可怎么办？医生说：这症状很严重啊，你怎么才带他来看？哥哥说：我们家的人一直在等他下蛋呢！
这下他们笑得更厉害了，周妈笑得流出了眼泪，周爸笑得弯下腰去直哎呀。周启明一边笑一边指着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陈子华啊陈子华，没想到你还是个古怪精灵！
后来要睡觉时，周妈给我找被子铺床，完后我们就坐在床边说话，她慈祥地摸着我的头发说：“好闺女，真是得谢谢你，我跟你周叔叔，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过了！”
第32章 金荣慧的爱情
第二天，周启明带我去城里玩，下午顺便去了他爸爸的老战友于副司令家。
于副司令住在军区空军大院里。他住的也是平房，面积跟周启明家差不多，但是沙发、电话、地毯等“奢侈品”都是周家没有的。而且他家还有一样高档“家电”：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说出来有点惭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机。而且我是我们警通连第一个见到过电视机的人。我以前只是听周启明说起过，他们那大院有两家买电视机了，架起一个高高的天线后，可以在每天晚上收看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播出的两三个小时的节目。他家也想买，结果没等买他爸爸就出事了，因此也就没有了那份心情。看到那个圆头圆脑的东西，我心里想，这么点个东西，里面能看到活动着的人，多好玩啊！
就是这种好奇心，让我心里一动。
我清醒地觉察到，我现在的意识和思维，越来越接近“陈子华”，也就是说，我跟那个“张思静”渐渐拉开了距离。因为“张思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陈子华”平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时那种神秘、好奇的感觉！
不过这也没什么，我穿越过来一年半了，我是应该完完全全地融入现今的这个时代了，我要想有所作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前提。
那天我们进到于副司令家的时候，他正戴个花镜在看报纸，见了我们便站起来跟我俩握手。听说我是周启明的女朋友，他仔细看看我，对周启明说：“小明很有眼力嘛，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于副司令只比周金兴大一岁，但看上去却老成的多，周金兴还是一头黑发，他却已经两鬓斑白。我听周启明讲过，这位于副司令跟周爸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都是战友和同事，关系很不一般。这次周启明来看望他，是想打听打听“上面”的动向，了解一下今后周爸的事情到底会怎么处理。
于副司令对周启明说，整你爸的人很阴险，他们到处搜集了一些证据，说明你爸跟某某（就是那林彪“死党” ）关系密切，同流合污。实际上那人进北京后，你爸很少见到他。这个情况“上面”也知道。眼下还是在风头上，要解决问题得等时机。我没法去看他，你给他捎个话，让他没事看看书，看看报，好好锻炼身体，总要想得开些。
周启明说：于伯伯这个你可以放心。我爸说了，他有回老家种地的思想准备。
于副司令说：那是最坏的结果了，我想还不至于。不过你也劝劝你爸爸，以后说话做事，还是得留有充分的余地，这样我们帮他说话也好说。
周启明苦笑：于伯伯你们相知那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
于副司令说：你爸爸就是吃的这个亏。开始的时候没这么严重，该转弯就得赶紧转，转慢了就被动。什么叫形势，形势就是主流，就是大势；什么叫跟形势，就是顺应主流，顺应当前的大方向。老家伙里面，有几个服那个女人啊，心里不服是心里不服的事情，表面上谁敢做出别的样子来？原来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
于副司令说到这个地方看了我一眼，突然停下不说了，他一边让我俩吃水果，一边转了话题：小明你女朋友不简单啊。我们这里的杨副参谋长牵涉到林彪一案里去了，事情还没弄明白，他家“小二”的女朋友就跟他“黄”了。你看你女朋友多仗义。你以后可得好好待她。
周启明连连点头。
于副司令说的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好多事我也听不懂。尤其是“老家伙都不服那个女人”，我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从他家出来以后我问周启明这是什么意思，周启明看看周围没人，才附在我耳边小声做了解释。
我眼睛一睁老大：“啊？还有人敢不服她！”
周启明捅我一下：“小点声。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的事传的很多，我以后慢慢告诉你。”
我猛然意会过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说：“不用你告诉我了，还是我以后告诉你吧……也不用我告诉你，现在是1973年，‘那个女人’也就是再蹦跶三年吧，三年过后你们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我没把这话说出来，我说的是：于副司令能帮你爸说句公道话吗？
周启明摇头：很难。“于”这个人比较圆滑。不过也怪不得他，大形势如此，好多老家伙都在明哲保身。
我跟周启明从于副司令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那个大院有个小东门，过去就是胜利西路，从那儿坐32路公交车，然后换113路市郊汽车，可以直达杜镇。
我俩一边说着话，一边朝小东门走。转过一座办公楼，我猛然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周启明看着我问。
我直摇头，因为我突然之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就在我们前面大约三十来米的地方，肩并肩走过来一男一女两个军人。男的提了一个帆布兜，女的背一个军用挎包。两人边走边十分亲密地交谈。男的似乎说了什么有趣的话，女的捅了他一下，嘻嘻笑了起来，笑得非常妩媚。我看清楚了那女的之后，再仔细看那男的，发现他大约四十岁左右的样子，身高约一米七四五，不胖不瘦长得很匀称，走近来能看清楚是个长脸型，五官挺细致，年轻时应该也算个帅哥。
我转眼看看周启明，他也呆住了。这说明我看得没有错。那个女的确实是我们250工地的政治部书记金荣慧。
我和周启明就那么目瞪口呆地站在路边，等着金荣慧一步一步朝我们走近。
金荣慧有点近视，快走到我们跟前了，她才突然认出了我俩。她一下停住了脚，紧接着脸上涨得通红。
“子华，小周！你，你们俩怎么在这啊？”金荣慧十分惊奇地问道，然后朝着那男的介绍说：“这是我们工地的战友。”
“哦，哦。”那男的立即显得有些不自在，稍一犹豫才征询意见似地问金荣慧：“要不，一起去……”
金荣慧马上说：“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到。”那男的就跟我们点点头，先走了。
我解释说：“我们报告团完事了，给了两天假，启明正好要回家看看，我俩就一块来了。”
金荣慧有些疑惑：“启明家不是在……？”
周启明解释道：“是在杜镇。来这儿是看我爸的一个老战友。”
我看出来金荣慧脸上的神情很为难，马上对她说：“金姐你也是来看朋友吧？我们还得赶紧回去，不然晚了没公交车了。我们走了啊？”
“对对。小金你有空去我们家玩儿。”周启明说着，十分知趣地丢下我先走了一步。
我朝金荣慧神秘地一笑，小声说：“金姐，俺什么也没看见哦。走了啊。”
我刚要举步，金荣慧一把拉住了我：“别走。对不起啊子华，我早该告诉你。别管那两个男的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
我俩就站在路边，金荣慧用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给我讲了她最近的情感故事。有些细节讲的不够清楚，回到工地后她又找我，接了一个“续集”。
我的大胆假设果然是对的。那个男人真的是金荣慧的“对象”，他今年四十二岁，是军区空军某处的副处长，正团级（一般军里的处长是正团级，但军区空军是副兵团级，所以它的处长是副师级，副处长是正团级）。
金荣慧在用假“对象”骗了“老杨”之后，就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遇到了难处。因为工地的人们都以为她男友是后勤某副部长的儿子，自然也就没人再给她介绍对象。可要是上外单位找对象，又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象我们这些人，除了去987医院，跟兄弟单位几乎不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多数人平时根本就不大出桥罗山的这个山脊。
不过金荣慧跟我们不同，金荣慧的工作性质，需要她每月都得外出。因为她需要“报实力”。
所谓“报实力（实力包括三种：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和后勤实力）”，说明白点就是向上级单位报送本单位的统计报表。金荣慧的一项职责就是统计、报送那几份极其复杂繁琐的报表。
我们工地的实力报表应该报到军区后勤军务部。因此金荣慧几乎每月都要来一趟河阳。她有个叫崔善玉的同乡（两人都来自吉林延边州）在军区空军大院卫生室当医助，金荣慧来河阳的时候，经常到她那里去玩。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副处长蒋某。
蒋副处长的爱人五年前病逝，一个儿子跟着家乡的奶奶生活，并且已经有了工作。蒋副处长虽然岁数稍大点，但人很不错。接触一段之后，两人都挺满意，也就正式“谈”了起来。
蒋副处长大金荣慧十九岁。此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有些“封建”。“男大女小”的婚姻不是没有（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干部找年龄较小的女青年），但是从整个社会氛围来说，人们总认为那是不太“正常”的事情。金荣慧不是没考虑这些，可她经过综合平衡，还是下定了决心要嫁给这位“蒋大哥”。因为他除了年龄大一些这个缺点外，别的地方却几乎全都是优点。
蒋副处长是个大学生，应该说在这一级的部队干部中，他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都是出类拔萃的；蒋副处长为人谦和，忠厚诚恳，在大院里口碑极好；更为主要的是他很会疼人。对于自小寄养在叔父家长大的金荣慧来说，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个可以依靠的丈夫一直就是她的梦想
最近几个月，每到月底金荣慧来河阳“报实力”的时候，蒋副处长都要想法找个小车，去火车站接她，然后将她送到后勤军务部把公事办完，再带她一起回家。因为金荣慧十分谨慎小心，因此竟然把250工地的人们瞒得严严实实。
今天的“巧遇”是个意外造成的。这意外就是他俩坐的吉普车在大院东门外“抛锚”，司机下来修车，他俩就步行进来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250工地的人。因为这是军区空军大院，250工地的陆军兄弟一般是走不到这里来的。但今天的情况就属于“二般”，所以她和蒋副处长就碰见了我和周启明。
金荣慧讲完之后，略有些忧郁地说：“我也知道，这事早晚要给组织上汇报。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咱们工地的人们背后说闲话。你觉得呢？”
我歪头看着她笑道：“事关重大，我说管什么用呀？”
金荣慧摇着我的手又撒娇道：“咱不带这样的。你那么聪明，也帮你姐出个主意啊？”
我说：“那我还就真有一句格言送给你，你记好了，足够受用一辈子。”
“你快说！”金荣慧亟不可待地催我。
“金姐，其实我跟周启明这事，也少不了招来闲言碎语。我这句格言，说出来咱俩共勉吧。这句格言就是：捂住耳朵，专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金荣慧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了起来：“陈子华你真逗。这谁的格言啊？”
我十分认真地回答：“张思静。”
金荣慧直皱眉：“我怎么没听说过，古人啊？”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了，咱俩照哲人的指点去做就是了。怎么样？”
金荣慧看看我，使劲点点头：“子华，不用古人指点。我一看见你我就有数了。你敢跟周启明好，我为什么不敢跟蒋某某好（金荣慧说出了蒋副处长的名字，但是她说的太快，我没听清楚。我以后也没问过，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金荣慧未来的丈夫到底叫什么）。我这回回去就跟张政委汇报。工地的人们愿意说什么叫他们说去吧。”
告别金荣慧出了东门，周启明正百无聊赖地站在街边数那些来来往往的各式汽车。见了我他说：“陈子华你怎么‘重友轻色’呀，见了金荣慧你就把我忘了。”
我过去拍了他一下：“瞎说。我听金荣慧讲她的恋爱史呢。你想听听吗？”
周启明一边和我往汽车站走，一边很起劲地说：“你讲，你讲。哎那老头儿真是她对象啊，那岁数差得也太多点了吧？”
我把周启明一拨拉：“你这么想听她的事儿干嘛。你是不是准备四十多了以后，把我‘蹬’了，也找金荣慧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呀？”
周启明直眨眼：“我的妈呀，这什么逻辑，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干脆现在就‘蹬’了你，我另外找个四十多的老太太行不行？”
“你个坏蛋周启明，叫你再胡说！”我伸手就打，周启明撒腿逃跑，结果还是让我追上了，我不管周围有人没人，朝他肩上使劲砸了两拳头。
第33章 制造错误
在“马（主任）杨（副政委）集团”的努力之下，张庆田政委宣布“妥协”，没有再继续反对提拔我。因此，我从“报告团”回到工地半个月，军区后勤正式下令，任命我为250工地警通连副连长。
于此同时宣布的几项任命是：指导员朱运穆调机关任政治部协理员，秦平峰升任指导员；林小春任副指导员，吴太白任副连长；机关政治部书记金荣慧任组织干事；警通连话务排副排长艾琴和张丽华同时提干，艾琴接任政治部书记，张丽华接任话务排排长，八班长唐园接任话务排副排长。
命令正式下达前，工地领导找我们这些新提升职务的干部个别谈话。找我谈话的是工地主任马豫。
马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里面布局跟张政委办公室大同小异，稍有不同的是办公桌对面有两个小沙发。
马主任还是那一贯的平易近人的作风。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不像张政委那样坐着不动，而是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微笑着点点头。当我敬礼之后，他便朝我伸出了右手。
我过去跟他握手。他随后指指对面的沙发让我坐下，同时说：“喝水吗？茶几下面有杯子，你自己倒。”
马主任在谈话之前，先是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母亲的工作单位，问她身体如何？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以及我哥哥姐姐的现状，语调既亲切又自然，就象拉家常一样。然后说到这次基地干部调整，以及对我的任命；表扬我觉悟高，进步快，工作出色，然后就如何履行副连长的职责做了简明扼要的指示，并提出了“希望”。他并没有让我表什么态，讲完这些就说：你可以回去了，麻烦你再通知吴太白到我这里来一下。
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既不象张政委那样老是盯着我看，也不像杨次山那样目光游移到处扫描。他的表情非常自然，往往是正对着我的眼睛看一小会儿，就把目光移开看屋子里别的地方，或者是动动桌子上的钢笔、文件、本子等物品，很注意地尽量不给谈话对象造成什么精神压力。
说实话，假如不是我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吕英慧给我信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样一个“礼贤下士”、和蔼可亲、礼数周全的基地主要领导，跟“性骚扰”这类名词，跟“耍流氓”这类动词，跟“大色狼”这类形容词联系起来！
命令宣布的当天下午，不等我发话，唐园就领着几个女兵，把我的东西搬到了原任副指导员宇文君留下的宿舍里。
宇文君是烈士子女，来自农村，因此她的生活十分俭朴。二十多平米的宿舍，红砖铺地，白纸糊的顶棚。里面除了一张木床，一个简易的橱子，一个长条的小桌之外什么都没有。原任司务长，新任副连长吴太白，和新任副指导员林小春都到我这宿舍来“视察”。看到里面空空如也，两人便各显神通。吴太白到机关要了一个木制文件橱，一张三屉桌，两个连椅，带着炊事班的兵给我搬进来；林小春原来是机修连的一排长，就让机修连给我做了衣架、脸盘架和几个凳子。有了这些家什，原来那空荡荡的宿舍就变得很像个样子了。
安置好了之后，警通连的新班子开会研究分工。
连里现在是五位连首长：连长潘永恩，指导员秦平峰，副连长吴太白、陈子华，副指导员林小春。
给我的分工是：重点负责话务排，兼管“革委会”和“经委会”，另外分管支部的组织工作。
话务排的正副排长张丽华和唐园原来就是正副班长的老搭档，搞好配合、抓好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革委会”不是地方上的个权力机构，而是“革命军人委员会”的简称，有点类似于企业的工会。这个革委会也是选举产生的，下设文体组、墙报组、报道组、群众组和“经委会”。这些下属组织，应该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例外一点的就是那个“经委会”；事情稍稍复杂点的，也是那个经委会。
“经委会”的全称是“连队经济委员会”，由各班派一名代表组成。它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连队的经济活动。连队的“经济”活动以“伙食”问题为主，经委会的基本任务就是检查核实账目，监督伙食费的“出纳”，以及制定“食谱”，安排厨房值班等等。
按说这个活儿让吴太白负责最合适，因为他是司务长出身。但因为他刚刚交卸原职，为了“避嫌”，所以连里把“革委会”和“经委会”的工作都分给了我。
我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工作。因为支部改选后，我当选为支部组织委员，搞好组织工作，我当然是责无旁贷。
组织工作不算很复杂，但是很繁琐。我上任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外调”。
这天晚饭后，我在连部梳理那些拟发展党员的材料，统计需要外调的“社会关系”。这时，吕英慧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陈副连长，忙什么呢？我去给你汇报汇报工作好不好啊？”
我说：“行，你早该跟我汇报了。我在宿舍等你啊。”
我过去不一会，吕英慧进门。我见她两手背在身后，便问她：“你后面藏的什么？该不是凶器吧？”
“你眼神还真尖，就是凶器，你怕不怕？那，给你！糖衣炮弹。”吕英慧像变戏法一般，将两个拴在一起的白纸包往我桌上一放，一看那商标我就知道了，这是两包蛋糕，也是我们工地服务社（军人服务社，就是内部的小商店）最高级的一种点心。
我有些奇怪：“我这个副连长管不着卫生所啊，你送礼送错门了吧？”不过我恍然大悟，惊叫起来：“天哪！，该不会是……”
吕英慧睁大眼睛，赶紧把食指竖在了嘴上，小声制止我：“嘘……，天机不可泄露。”
我也马上压低声音问她：“办成了？你的调动办成了？”
她点点头，神秘地笑笑：“987医院，理疗科。下个礼拜我就走。”
“哇，真不错。祝贺你啊！”我搂了一下吕英慧的肩膀。吕英慧想调走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老是走不了，所以还给人一种不安心工作的印象，政委在干部学习的时候，就曾经拿她当“反面典型”来说事儿，弄的她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这下终于可以如愿了。
我俩吃了一阵蛋糕，就到了熄灯的时间。吕英慧说她晚上不想回去了，我俩就挤在那个小床上，钻在一个被窝里，嘀嘀咕咕直到半夜。吕英慧详细给我讲了她在“张氏理论”的指引下，“奋不顾身”采取的“革命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就是给心怀鬼胎的马主任制造一个“错误”；再利用他的这个错误，达到调出250工地，彻底摆脱马主任“性骚扰”的终极目的。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张庆田政委的身体状态不好，经常住院。马主任在主持工作之余，时不时来卫生所“看望”吕英慧，让她不胜其烦。吕英慧便决心要“破釜沉舟”，趁那张老头那“保护伞”还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赶紧把事情搞定。
那天晚上，工地放一部新电影《艳阳天》。这是文革期间拍摄的第一批故事影片（同批还有《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三部），对于看够了《地道战》之类老电影和八个样板戏的人们来说，这批电影简直就是“视觉盛宴”，因此集合号一响，山脊上下的人们差不多全都去了基地的大操场（此时的电影几乎都是露天放映），卫生所只剩下了值班的贾医助和吕英慧。
这时，马主任过来了，他说这些日子腰疼，可能需要“烤电”一下。
贾医助赶紧开了单子，并对马主任说：小吕在治疗室呢，我去叫她一声吧？
马主任说：不用不用，我过去的时候叫她就行了。
卫生所晚上一般都有一个医生值班，但有的时候有护士，有的时候没护士。马主任一定是看到护士小蔡跟着机关集合的队伍去了大操场，从而判断出吕英慧应该是在卫生所值班。因此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马主任的腰疼是“临时发作”的。
马主任出来叫上吕英慧，就跟她到另外一边的“理疗室”“烤电”。
我们工地的卫生所是个小院，里面一座带檐厦的瓦房，理疗室在最西头的套间里，很是隐蔽。
这以后发生的故事，因为吕英慧脸皮薄，具体细节说不出口，所以我只能根据她那些含含糊糊的叙述去猜，大体情况应该是差不到哪里去。
这“大体情况”就是：马主任一边烤电一边跟吕护士闲聊。他的腰经过烤电灯一烤很舒服，吕护士对他的照顾也很周到，这样就促使马主任有些想入非非。烤电结束后，马主任还不想走，并开始用一些暧昧的语言挑逗吕护士；后来看到吕护士那羞怯加胆怯加不知所措的样子，进一步刺激了他的欲望，他便朝着我们冰清玉洁的吕护士，采取了一些非理性的、让人感到极其“害羞”的行动……。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理疗室的房门突然被推开，出现在门口的是目瞪口呆的蔡护士！
蔡护士看到的情形是：马主任抱着吕英慧，将其压倒在理疗床上，正要干强行索吻一类的事情；而满面通红的吕英慧正一面推他，一面“拼命”挣扎。
蔡护士的出现，让屋子里的两个人大惊失色。当然，吕英慧的吃惊完全是装出来的，如果说她多少有点没想到的话，就是没想到蔡若红（就是护士小蔡）的配合竟然能做到如此的“恰到好处”。
马主任的震惊是真实的。在他的感觉中，小蔡“现身”的突然性简直可以用“幽灵”这个词来形容。
马主任在进到理疗室之前，已经明确了一点：今晚的卫生所只有吕英慧和贾医助两个人。贾医助是马主任亲手提拔起来的，十分可靠。其它人都看电影去了，电影没演完半路上回来的概率极小。万一有人回来，在推开小院那个门的时候，这边应该就能听见；就算听不见，还有理疗室外间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当有人打开理疗室外门之际，里间的“老马”也来得及遮掩。但马主任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蔡护士竟然“像雨像雾又像风”，一点动静也没有，便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见到小蔡进来，吕英慧猛然从理疗床上挺身起来，推开马主任，双手捂着脸，边哭（装的）边从小蔡身边冲了出去。小蔡赶紧叫了一声：“英慧！”也随即追了出去。
马主任后悔不及地狠跺了一下脚。他根本想不到小蔡是紧跟着他的后脚回到小院的，又抢在他的前面先进了理疗室的外屋，躲在了一个药品橱子的后面。他一定以为是自己□熏心，忘乎所以，因此没有听到小蔡进外屋的脚步声。
马主任在理疗室呆楞了几分钟，随后带上房门，轻手轻脚走出了院子。
院子里静谧如常。马主任走的时候能看到贾医助在医生值班室看书；也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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