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蚤满华袍》书名取自张爱玲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本书讲述了张爱玲后半生隐秘故事，破天荒地把张爱玲的形象聚焦在“写作者”身份上，突出张爱玲对于写作的“执著”。

　　1955年的张爱玲是迷惘。那感觉好像海上的大雾，她是一只船，希望是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塔，遥遥地用光做缆绳，系着她，慢慢朝前走。太平洋的风汩汩地吹过来，无边无际，她站在船边，更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1953年的美国难民法案给了张爱玲机会，她能够以“学有所长”者的身份由港赴美，拿到绿卡，日后还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张爱玲找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文化专员麦卡锡做担保人，展开了新的冒险之旅。三十六岁，早已过了冒险的年纪，可为了写作前途，为了更好的生活，她不能不赌一把。

　　张爱玲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不大，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迫切需要为自己找一方可以枝繁叶茂的土壤。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为了谋生，在潜意识里，她也可能想向新的文艺路线靠拢，她写了一个类似于“急就章”的长篇连载《十八春》，发在《亦报》上，结构是借鉴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题材还是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只不过结尾处，她给故事安了一个“很时髦”的光明尾巴—让男女主人公跳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革命，去广大天地里。

　　张爱玲在抵抗着，她生活的核心是文学，是写作，曾经最爱的上海，如今奋不顾身去逃离，人生的吊诡，恰在这里。为了避免日后麻烦，她和姑姑相约以后再不联系。这是紧张与仓皇。她去派出所申请出境，惶惶然，生怕被查出自己是写作的。幸好没有。但还是被警察瞬间沉下来的脸色触得心惊。离开上海前夕，检查她行李的北方青年干部，仔细检查她唯一的首饰—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是用小刀刮。过去的包金太厚，刮来刮去都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些泛白。他见爱玲有些心痛的神色，便说：“这位同志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在香港，张爱玲活得不轻松。她没有固定收入，住在女青年会（YWCA），时不时还有“不速之客”来造访，让她惊慌不已。过后不久，她搬了家，住进了一间小房子，没什么家具，连书桌都没有，只能在床边的一张小几上写。她也不添置东西，连书都不买，好的书她宁愿借。因为“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四顾茫茫，大家都是过客，点到为止，及时行乐。爱玲是有难民意识的人，她喜欢简单、迅捷，拎包来，拎包就走。她知道这里不是她的家。爱玲还是想从文学上谋出路，因为当年在上海，她就是靠一支笔杀出血路，进而云蒸霞蔚，风光万千。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张爱玲写《到底是上海人》，末尾一句不忘“巴结”一下上海的读者。的确，上海是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张爱玲的潜在读者，孤岛的环境，又保证了上海相对安然的阅读环境。可香港就不同，当时浮躁的香港社会没有张爱玲文字的位置。她必须想方设法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