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学技术，不能变精神——留学故事

留美幼童 儒学

　　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不得不接受“船坚炮利”不如人的现实，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然而，怎么学才能见效，却是个问题。设立学校，聘请外籍教员授课，是一种学法；派人出国去学，又是一种学法。张之洞曾经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可见张之洞认为出国留学效果会比较好，这也代表了当时有影响的一种看法。
　　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生始于1872年，该年及其后三年中分四批共派出120名10－16岁幼童留学美国。幼童到美国后，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学习技术的同时精神也被改造，而这不符合大清帝国官方的要求，留学计划因此夭折。
　　清政府遣派幼童出国留学，目标是培养能为国效力的科技、外交人才。就这个目标来说，为国效力是目的，成才是手段；成才必须服务于为国效力的目的，如果不能为国效力，则成才无用。怎么样算为国效力？对于清政府来说，忠于朝廷才是为国效力。而如何保证忠于朝廷？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进行灌输、教育，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洗脑。而用于洗脑的教材，按照历代统治者的经验，儒家学说比较有效果；加上历代皇帝的“圣谕”、“广训”，基本可达目的。所以，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当时，相对于西学，这些都称为中学。
　　按此目标，在幼童赴美前官方已决定，随团派出教习，对幼童“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以便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识得“立身大节”。
　　到美国后，幼童们在接受美国教育的同时，分批轮流到留学管理机构——“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驻地接受中学培训。规定是3个月一次，每次12人，14天一个培训期。培训期间，“每日卯时（早上5－7点）起身，亥正（晚上10点）就寝，其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程”。教习很严厉，管理很严格。
　　但是，这一做法遭到幼童和支持幼童的出洋肄业局副委员容闳的抵制，他们被指责“抛荒中学”。“抛荒中学”，成为留美幼童未完成留学计划半途撤回的关键。
　　幼童在美国寄宿在美国家庭，在学校读书又是和美国孩子在一起，穿中式服装、留辫子都会被取笑，所以他们穿上了外国服装，有些人还剪掉了辫子。这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了“极强烈的责难和规劝”。按照国内的规矩，幼童拜见肄业局正委员还要下跪行礼，但1879年底肄业局第四任正委员吴嘉善到任后集合训话，幼童们不行跪拜礼，这也被视为离经叛道，被斥责为“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后来吴嘉善更发现留学生们的种种“罪状”，除“抛荒中学，背弃孔孟之道”外，还有诸如“驰骋跳跃，有损儒者之风；运动换装，弃我大清国服”等等。
　　留美幼童在美国生活、学习了多年之后，其精神上已逐渐美国化，对中学的认同下降，有些人甚至开始“厌弃儒学”，肄业局实施中学教育的难度越来越大，冲突也在所难免。对于大清国内执掌权柄的人来说，被迫学西学，那也仅是学技术以卫国门，留美幼童们的精神必须永远符合他们的要求，不能改变。用沈葆桢的话说，，“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以学技术，但不能变精神，这是清廷的既定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如同《纽约时报》1881年7月23日的社论所说，“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影响而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中国不可能只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想不带回政治上改革的因素。”
　　最后，吴嘉善等认为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不如裁撤算了。“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一句可能点到了清政府的痛处，故1881年6月19日清廷做出了全部裁撤留美学生的决定。同年8、9月间，除因病去世及设法留美的人外，其余94名幼童分三批被遣送回国。这篇留学生后来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詹天佑。
　　实际上，在1881年他们中已有60多人进入美国的大学，但大多还没有毕业，只有第一批赴美的詹天佑和欧阳赓在回国前刚从耶鲁大学取得毕业证书。如果这批留学生能够按原计划在美国留学15年，他们中当有更多的杰出人才出现，对近代中国的进步贡献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