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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是清初浙江的著名学者，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乾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清亡，考论清代学术史者，或如徐世昌《清儒学案》之略而不论，或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语焉不详，对吕留良未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准备就其学行及评价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关于吕留良生平的几个问题 吕留良，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浙江崇德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年五十五岁。吕留良生平行事的梗概，其子葆中撰有《行略》一篇，可资考见。近世，又有包赉所辑《吕留良年谱》刊行，较之《行略》更为详尽。但是，吕葆中身为清廷进士，出于个人利害计，避忌甚多。包赉之作虽旨在阐幽显微，然亦由未能见到《吕晚村诗集》等因，而仍有阙略。因此，关于吕留良生平，迄今尚有如下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清楚。 一、吕留良是否参加过抗清斗争？ 吕留良生当明清鼎革。明亡，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挥戈南下。四月克淮扬，五月破南京，六月向全国再度颁布剃发令，明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1不堪清军的野蛮屠戮和剃发令的民族屈辱，江南各地，义师纷起。闰六月，南明鲁王、唐王政权相继在浙江、福建建立。“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于是清军“悉下浙江”，2浙东、浙西兵烟四起。 嘉兴、海宁为入浙门户，亦是一时浙西抗清重镇。吕留良故里与之近在咫尺，他的侄子宣忠、挚友孙爽，均于此时投笔从戎。顺治三年五月，鲁王所部北渡钱塘江，就曾事先约请孙爽为内应，以北联太湖义军。3吕宣忠兵败被逮，于顺治四年遭清军杀害。4宣忠父，即吕留良三兄愿良，在南明福王政权尚存时，即已“驱驰江上”。5 吕留良是否也如同其三兄父子及挚友孙爽投身抗清斗争？对此，吕氏《行略》及《年谱》均未述及。我们以为，这是他生平行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弄清楚。 清军南下浙江，吕留良时年十七，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他虽为故明官宦之家的后人，但并未为纨袴习气所熏染。当明末季，江南文人结社之风甚盛，应社、几社、澄社、复社……，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吕留良亦于崇祯十四年与其侄宜忠同入孙爽所结徵书社。自此，孙爽与吕氏叔侄引为莫逆之交。崇祯末，朱明王朝濒临全面崩溃，“国势颓坏，门户之计复兴，靡然敝天下之精神于声气”。6他们三人毅然弃绝社事，“读书力学”，7时常在一起“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慷慨明瞭，皆可旦夕施行”。8这就说明，吕留良与孙爽、吕宣忠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因此一旦需要报国之时，他们采取共同的行动就是有思想基础的。吕留良自幼丧父，由其三兄愿良抚育成人。他始终事之“如严父”，9潜移默化，自是不言而喻。吕留良此时的经历，在其幸存诗文中，一鳞半爪，尚可钩稽。 据《祭董雨舟文》称：“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10这一段话，道出了吕留良生平的一段重要经历。它告诉人们，吕留良曾经于顺治二年十七岁时，散家财召募义勇，以与入浙清军抗衡。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抗清志士如潮水奔入大海一般，聚集到一起。尔后兵败，又才“蛇返乡里”。 又据所撰《友砚堂记》载：“予幼嗜砚石”，“遭乱，窜迹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则托之村友。村友死于兵，殆尽散失不可问。戊子以后，归理笔札，则亦买市中石片磨墨”。11这一记载，又说明了兵败返乡的时间。海宁是顺治二年七八月间失陷的，12嘉兴城破，当更在前。也就是说，嘉兴、海宁抗清受挫之后，吕留良依然“窜迹山水”，直到顺治四年，吕宣忠遇难，浙西抗清大势已去，他才于戊子年，即顺治五年返回故里。 自顺治二年迄五年间，吕留良的具体行止，已不得详考。惟据其《乱后过嘉兴》一诗，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诗云：“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这正是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然而兵败三年之后，故战场重游，却已经是“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触目皆痛，不由得吕留良“烽烟一怅望，洒泪独题诗”。13嘉兴兵败，天目山南麓又曾有过他的足迹。这就是他在《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一诗中所云：“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14大概就是这几年的戎马生涯，给吕留良留下了箭伤。他于康熙五年所写《后耦耕诗》有云：“箭般入骨阴还痛，舌血溅衣洗更新”。15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16
由此可见，顺治二年清军入浙，吕留良曾经投笔从戎，参加抗清斗争，这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研究吕留良生平，有一桩颇令人注目的事情，这就是入清以后，他既然已经做了秀才，可是却又在沉浮科场十三年之后突然离去。清世宗将其归结为“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17其实，这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欺人之谈，并非公论。 吕留良始入科场，是顺治十年他二十五岁时的事情。当时，整个浙江已为清廷控制，昔日的抗清志士，或潜踪息影，或赍志而殁。继吕宣忠殉难之后，吕留良的三兄、四兄又先后故世，尤其是顺治八年，他的挚友孙爽的遽然长逝，更使他“落魄不自振”。18“生才少壮成孤影，哭向乾坤剩两眸”。19这样的诗句，正活画出吕留良此时的凄苦心境。歧路徬徨，四顾茫茫，为寻一苟全之计，年轻的吕留良竟然误入科举场中。尔后，在科场中的连年周旋，心迹相违，苦闷已极。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使他得以从徬徨苦闷中解脱出来。黄氏兄弟及高斗魁，早年都曾经出没于抗清营垒，兵败，抱定不仕清廷之志，执意不入科场。在与他们的频繁往还中，吕留良痛自反省，逐渐意识到科场并非苟全之地，长此以往，势必有损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于康熙四年决意离开科场，归隐南村。这就是吕留良当年所写《耦耕诗》说的：“八年倦客违心做，九日寒花满意开。酌酒南村须早计，莫叫头白望江桅。”20而且就在同一诗中，他还委婉曲折地道出了离开科场的苦衷所在。诗中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在吕留良与此前后所留下的诗篇中，上述心境多有表露。写于康熙三年的《甲辰一日》有云：“廿年不检戊申历，一日刚占甲子经”。21戊申历即明历，吕留良以之隐喻朱明王朝，寄寓了沉痛的故国之思。同年九月七日，抗清志士张煌言殉难杭州，吕留良于此时所作《九日书感》中写道：“亭隅独下西台泪，岛畔谁招东郭魂。无复鹤猿依正统，犹凭鲛蛋记华亢。腐儒自有伤心处，不共宾僚说旧恩”。22明清更迭，家国之痛于吕留良耿耿在怀，这是他因张煌言捐躯，触景生情而作的无声悲泣。翌年，高斗魁之兄斗辰将往福建，临别，吕留良赋诗相赠，即告以行将自科场离去的抉择：“失脚下矶今欲返，船过为报富春渔”。23在同时所作另一诗中，他以兰根、莲叶自况，吟道：“画得兰根无好土，拔来莲叶出淤泥”。24在诗人笔下，置身已无一片好土，落脚尽是淤泥，对清廷统治的憎恶，呼之欲出。 据吕葆中《行略》记，康熙五年，正值县学例考。吕留良于考试前夕，拜谒教谕，表示：“将去诸生，且嘱其为我善全，无令剩几微遗憾。”自翌日晨起，便不再进入科场，当局“遂以学法除名”。足见，吕留良之从科场离去，是早经酝酿，而且，他并未参加康熙五年的科举考试。因此，“考试劣等”云云，就显然是指鹿为马，不足信据。 三、“三藩之乱”中的吕留良。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倡乱滇中，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先后在福建、广西、广东树起叛旗，以与吴三桂相呼应，战火蔓延十余省，为祸达八年之久，史称三藩之乱。考察三藩之乱中故明遗民的趋向，这是判定此次叛乱性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吕留良一生的最后岁月，正是在三藩之乱酿成的社会动荡中度过的。他对这场叛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研究吕留良生平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雍正初，清世宗罗织吕留良的罪名，与三藩乱首吴三桂的关系，就曾被列为一条弥天大罪。据云，吕留良与吴三桂有过书札往还，信中称清廷“曰‘清’，曰‘往讲’”；在他的《日记》中，对三藩乱起，“忻然有喜，惟恐其不成”，对清廷平叛，则“怅然若失，形于嗟叹”。25清世宗所指斥是否属实，因吕留良《日记》及有关书札遭清廷禁毁之后，今天已无从见到，所以难作定论。不过，就其幸存诗文来看，与吴三桂的书札往还抑或有过，但是“忻然有喜”、“怅然若失”云云，恐未可轻信。 吕留良所写诗文，守遗民矩矱甚谨。凡述及明代史事，均写明年号，但于入清以后，则一概不书年号，仅记干支。此类事例，俯拾即是，不遑备举。凡称明故都南京，或为“旧京”，26或为“京师”，27北京亦为“京师”。28而称清朝都城北京，则曰“燕”。29凡称明朝，或直书年号，或称“本朝”30、“先朝”。31而对清朝，则称作“燕中”。32由此看来，假如吕留良果有《答吴三桂书》，称清朝为“清”，为“往讲”，就是与他在这方面的一贯称谓相吻合的。而除此之外，清世宗并未进一步披露其他足以定罪的内容，可见，信中所触清廷忌讳者，不过如此而已。 吕留良与吴三桂的关系，也仅限于此，并未再进一步。据《吕晚村诗集》载，三藩乱起，吕留良曾与衡阳人周士仪有过一段往来，他先后就此写了三篇六首诗。吕留良将这几篇诗系于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而他的弟子严鸿逵所作注，则记周士仪见访为康熙十七年八月。据称：“《备忘录》乃子逐日亲记，诗次亦系手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系年，只不过是“编次偶倒”。32此事究竟发生于哪一年，因无从得见吕留良《备忘录》，只好存疑。严鸿逵又称，周士仪为永历进士，“时滇中作乱，欲购致周，周不往”。34其实，我们倒怀疑这个周士仪很可能就来自吴三桂军中，而且大概也是他给吕留良带来了吴三桂的信。因为吕留良诗中有云：“君山南望家犹远，湘水西来人未知”。35又云：“客舍风情归兴引，故宫遗事夜深谭。锦囊投甕分门品，别为狂迂置一函”。36不过，看来周士仪此行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吕留良在规劝他不必再回乱军中去。吕留良在《送周令公》第一首中写道：“遥传江岸栅，未放汉源槎。世总非吾土，君今何以家？久居移习性，随地变生涯。姑少安无遽，宁愁楚道遐。”第二首亦云：“公相人非易，吾求客亦难”。“瓦盆煨芋熟，留客夜深餐”。37因此，姑且不论周士仪是否吴三桂说客，吕留良劝他不必回湖南去，这却是很清楚的。此时整个湖南均在吴三桂手中，吕留良对吴三桂叛乱的态度，不也是很清楚吗？ 康熙二十年，吕留良新筑观稼楼成，欣喜之余，即以之为题赋诗四首。第三首有云：“槛外风烟未有涯，床头干挂旧青鞵。”“平生心事消磨尽，肯为行藏动老怀？”38这就是说，三藩乱起以来，尽管连年风烟不息，但是吕留良始终青鞵高挂，世事沉浮，于他早已是心如死灰，不会再勾起波澜了，何况是吴三桂的倡乱呢？第四首则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39吕留良在这里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足见，吕留良在自己的晚年，如同当时著名的明遗民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一样，对三藩之乱也采取了超然不顾的态度。 吕留良与黄宗羲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关系，这是研究二家学行者所共同注意的课题。他们之间始而一见如故，继而分道扬镳，最后则反唇相向，以致终身不复往来。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局？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悬而未决。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最先议及这个问题，他把责任全然归之于吕留良，认为当年黄、吕二人合资购得祁氏淡生堂藏书，“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于是黄宗羲大怒，遂与之绝交。40全氏此说，偏袒黄宗羲，未为公允，且不知根据何在，所以后世学者多不以为然。将近半个世纪前，为吕留良作《年谱》的包赉先生，在《年谱》编就付印时，曾经不胜怅然地写道：“晚村与黄太冲感情破裂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终无法看出”。41已故谢国桢教授所撰《黄梨洲学谱》，于此也慨叹：“其隙末之由，代远年湮，已无从知之”。42这个问题是否就毫无澄清的希望了呢？我们以为不是的。前人时贤之所以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而不得其解，症结或许就在于他们为梳爬个人恩怨所局限，没有把这个问題摆到清初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所以，接下去我们准备就此做一番尝试。 一、吕黄关系回顾。 吕留良、黄宗羲同是浙江人，一个在钱塘江以北的崇德，一个在钱塘江以南的余姚，一衣带水，隔江相望。吕留良较黄宗羲年少二十岁，明崇祯元年，黄宗羲千里赴京，为父鸣冤而声震朝野，一年后吕留良才出世，应当说他该是黄宗羲的后生晚辈。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二十年弹指一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把他们作为历史的同龄人卷到了一起。 吕留良结识黄宗羲，在顺治十七年。据其所撰《友砚堂记》载，之前一年，他即与黄宗羲的弟弟宗炎结为朋友，经黄宗炎推荐，第二年秋天，他们才在杭州孤山相会。吕黄二人一见如故，吕留良嗜砚成癖，黄宗羲从其所好，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方砚台颇有来历，黄宗羲诗云：“一砚龙尾从西士，传之(梅)朗三传之我。燕台澒洞风尘中，留之(陆)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转归雪交(高宇泰)，治乱存亡泪堪把。”43一砚而牵动治乱存亡，历经抗清志士之手转赠吕留良，可见黄吕之交非同寻常文士往还。吕留良蒙此厚爱，欣然赋诗相赠，第一首云：“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党籍还憎吾子在，诗文偏喜外人争。乱云瀑布寻书院，细雨轻帆过旧京。此去茅檐休冻死，留将笔舌扫妖枪。”黄宗羲前半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44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激起了吕留良的同情。他们相晤之时，黄宗羲刚从庐山归来，他对昔日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的拜谒，更使吕留良以为找到阐释朱熹之学的同志而振奋不已。 康熙二年春，黄宗羲如约渡江而来，执教于吕氏家园梅花阁。吕留良的长子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46教学之余，黄吕及吴之振、吴尔尧等人在吕氏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共选《宋诗钞》，相处甚为融洽。此后，直至康熙五年，黄宗羲每年均往返于余姚、崇德间。起初，每当黄宗羲南返，吕留良总要亲自送到杭州。就是短暂的作别，他们之间亦不时诗文酬答，以寄怀念之情。在水生草堂，黄宗羲曾为吕留良的《友砚堂记》写了一篇跋，跋中有云：“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47情同手足，可见一斑。吕留良亦为黄宗羲所撰《八哀诗》作跋相答，同哭已故友人。48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却逐渐冷淡下来。 康熙五年，吕留良毅然离开科场，决意归隐南山．就在此前后，他与黄宗羲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黄宗羲于此时所写《过孙子度殡宫》一诗有云：“一自九原人去后，语溪风景不堪怀”49。孙子度即孙爽，语溪为吕留良故里，黄宗羲在这里虽是凭吊孙爽，然而不愿意再在崇德逗留下去的决心，显然已经下定。吕留良于同年所写《后耦耕诗》亦云：“便无真耦也归去，顶笠腰镰占晚村”。50这就是说，尽管无法觅得志同道合的友人，但是归隐之志已决，不可动摇。 自康熙六年起，黄宗羲辞去吕氏馆事，不复再到崇德。这以后，吕黄之间虽未决裂，但已是貌合神离，鸿沟难以弥缝。康熙八年末，他们的分歧表面化而演为争端。51翌年，高斗魁逝世，为友人安葬事，这年冬天他们不约而同抵达鄞县。结果，又因黃宗羲所撰《墓志铭》对高氏的评价引起异议，弄得不欢而散。52 吕留良、黄宗羲绝交后，一晃数年过去。康熙十四年，黄宗羲曾做过重归于好的努力，但未获成功。据严鸿逵称：“按《备忘录》，乙卯十月朔，子在杭城，太冲遣其子主一，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以卒岁，夜次韵作诗答之。”53乙卯，即康熙十四年。吕留良在答诗中写道：“惭愧赏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知君自定千年业，那许余人妄勘磨”。54这显然是给了黄宗羲以闭门之羹。此后，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逝世，他们之间便不复再有往来。 二、立身旨趣的歧异。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决裂，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恩怨问题。如果我们就其学术主张、立身旨趣，结合清初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去进行考察，或许可以挖掘出导致他们绝交的更深刻一些的原因来。 吕留良、黄宗羲都是亲身经历明清更迭的人，清初，他们也同样参加过抗清斗争。明清更迭，沧海桑田。入清，一些故明封建士大夫，心怀家国之痛，高蹈不仕，或埋首土室，或遁迹空门，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林，汗漫远游，对清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史称“明遗民”。但是，“明遗民”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绵延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复明希望业已破灭，清廷统治趋于稳固之后，这支队伍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其中固然不乏志节耿耿之士，但是也确有不少晚节不终者。正如王应奎《柳南续笔》所云：“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谏武王。”55如果说这只是笔记杂说，尚难为据，那么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亭林文集》，总不能视为无稽之谈。顾炎武在其晚年，曾经为同时人朱明德所撰《广宋遗民录》写了一篇序，序中有云：“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56可见，清初“明遗民”的分化，南北亦然。 吕黄二人身历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明遗民”的分化，尽管没有改形换骨，做到了终身不仕清廷，但是，究竟应当怎么立身处世，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黄宗羲认为：“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寓，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57他肯定了遗民是天地的元气，在他看来，当明清易代之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可以无愧于“遗民”之称了。黄宗羲有意识地大量搜求“明遗民”的材料，表彰他们不仕清廷的志节，称赞杨时俨为“得遗民之正”，58王鸿业为“衣冠之准的”，59汪沨“如食金刚，终意不销”60等等，道理就在于此。他这么做虽是在推许他人，实则已无异于彰明己志。正是抱着这样的立身旨趣，他在其晚年选取了潜心著述和讲学的学者生涯。其间，在不违背这一宗旨的前提下，他又不时同清廷官员相周旋。譬如康熙六年，执教于历任顺治间兵科都给事中、奉天督学的姜希辙家，并与之重举绍兴证人书院讲会；康熙十五年，应海宁县令许三礼之请，在当地公开讲学；以及为顺治末兵部尚书李荫祖、通议大夫靳弼等人作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之也在同时和后世留下了许多馀议。 吕留良对黄宗羲的立身旨趣，就很不以为然。他没有仅仅停留于不仕清廷上，而是认为：“辞受取予，立身之根本。”61因此，他不惟不同清廷官员往来，而且还借助评选时文来宣传“夷夏之防”一类的反清思想，“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62为抗拒清廷征聘，他更于康熙十九年断然削发为僧。对黄宗羲的与清廷官员往还，吕留良一直嗤之以鼻，讥为：“满握炉钳老阿师，琅琅幕府进弹词”。63康熙六年，获悉黄宗羲执教于姜希辙家，他愤然写下《问燕》、《燕答》二诗，以趋炎附势，舍穷檐而居雕梁的燕子，隐喻黄宗羲。《燕答》诗有云：“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又云：“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64吕留良同时所写诗文，多有讥刺黄宗羲语。他曾以五古《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来贬责黄宗羲请求姜希辙推荐其子到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家任教。诗中有云：“顿首复顿首，尻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又云：“明夷有纲宗，寒室别传受。公当嗣大法，细子能札授”。65清末章太炎先生怀疑《明夷待访录》的撰述动机，大概就发端于此。康熙十九年，黄宗羲的文集《南雷文案》刊行，吕留良猛烈抨击该书道：“议论乖角，心术锲薄”。指斥黄宗羲：“当道朱门，枉辞贡谀；纨袴铜臭，极口推尊；余至么魔嵬琐，莫不为之灭瘢刮垢，粉饰标题。”66 面对吕留良的訾议，黄宗羲曾经剖白道：“名节之谈，孰肯多让？而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药裹；许迈虽逝，犹动定省；伯鸾虽简，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67固然，黄宗羲与清廷官员的往还，并非苟且偷生，自有全身远祸的苦衷，因而吕留良的指责，不无过苛之处。但是，黄宗羲在自己的文章中，把清朝称为“国朝”，68把清军称为“王师”，69誉康熙帝为“圣天子”70，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71圆滑得简直类乎投机。白纸黑字，实难辩解。这就无怪乎后人要怀疑他的晚节了。吕留良因立身旨趣不合而与黄宗羲分手，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学术主张的不合。 吕留良之所以同黄宗羲绝交，学术主张的严重不合，也是一个原因。 黄宗羲是明末著名学者刘宗周的弟子，其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守仁。就宋明理学的分野而言，是出自与程朱学派并存的陆王学派。有明一代，其初为朱学独尊。中叶以后，陆学崛起，陈献章(白沙)首倡于前，王守仁(阳明)继起，形成了以“心”为最高哲学范畴的“致良知”学说，陆王心学遂取代程朱之学而风靡朝野。及至明末，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理学濒临崩溃。72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流于禅释，更成为众矢之的。明清更迭，加速了理学营垒的分化。在对王学的一片攻击声中，一时理学家，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出于王而返朱，数百年前的朱陆学纷争愈演愈烈，大有置王学于异端之势。作为王学后劲，黄宗羲对朱熹之学时有微辞，主张：“盈天地皆心也”。73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虽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相参差，但是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足以‘并存天壤”。74他断言：“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75当其晚年，还在绍兴、余姚、宁波、海宁等地登坛讲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刘宗周的“慎独”宗旨。他说：“先师之学在慎独”。76认为：“刘子之学，与阳明同而异，异而同也”。77尤其是“静存之外无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等主张，更是“发先儒之所未发”。78 如果说在清初重起的朱陆学纷争中，黄宗羲是为王学争正统而呐喊的骁将，那么吕留良则是站在朱学的大纛下，斥王学为异端的斗士。吕留良说：“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79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80， 因此，“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81在他的攻击对象中，王阳明之学首当其冲。他认为，王学是“阳儒阴释”的禅学，与朱学不可两立。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根，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82他甚至断言：“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83在吕留良看来，黄宗羲及其师刘宗周之学，是属于陆学中的陈献章一宗。他说：“近世王学惑乱，虽未能廓如，然犹多疑而辨之。至于陈献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谓‘意为心所存’，‘慎独有独体、一贯，为入门工夫，而非究竟’，其背叛程朱为尤甚。然不幸其渊源误出于前辈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动流俗”。84 一如前述，吕留良与黄宗羲定交之初，本来是以为找到了一个阐明朱熹之学的同志，所以他当时写的《赠余姚黄太冲》诗有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不过，看来见面伊始岸术主张的分歧就已经隐然存在，于是在同一诗中他又云：“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遥迎江上船”。85数年的交往，这方面的分歧非但无法弥合，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到康熙五年二人决意分手时，吕留良对黄宗羲学术主张的不满见于诗句，则为：“双瀑堂中老住持，三峰位下早疑渠。”据严鸿逵注云：“此专为太冲作也。太冲尝有私印，云双瀑堂住持”。86翌年，他更把黄宗羲之学斥为“魔外”邪说，其诗有云：“不愁魔外诛元晦，只恐儿曹笑叔痴。”87他指责在其家所刻写的《刘宗周遗书》已为黄宗羲改窜，于是愤然将其名字从书中一一刊去。88黄宗羲亦反唇相向，在他的诗文集中，虽不见对吕留良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凡“时文选手”、“纸尾之学”、“墨守章句”一类贬斥，实则多是暗喻吕留良。黄宗羲的弟子，亦以吕留良“为异己之罪人，鸣镝所注，万矢恐后”。89 按理，学术主张的不合，作为学者，吕黄二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二说并存，各行其是。但是，这种分歧却是产生在清初朱陆学纷争炽烈之时，客观的学术环境，使之变得水火不容。而且，黄宗羲，吕留良在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中，都曾经是号召一方的领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其固有的门户之见本来就颇深。顺治十七年以后，虽因清廷严禁而不再涉足社事，但是，党人、文人余习均未去尽。加以清初的社会环境变迁，反映在他们身上各自立身旨趣的不同，于是，上述内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使清初的这两位学者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绝交的道路。 吕留良的历史地位 考察吕留良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会看到，从顺治十二年起，他便开始从事时文评选。此后，时断时续，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最终结束选文生涯。其间，经他评选结集的古今时文，竟多至二十余种，而且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90这样一来，吕留良之学遂为时文评选所掩，以致有“时文选家”之称。同时，又因其痛斥王学为异端，竭尽全力提倡朱熹之学，近世考论清代学术史者，便把他归入清初理学家之列。其实，“时文选家”、“理学家”，云云，以偏概全，仅得其表，而未及其里，尚可商量。 一、吕留良为什么要评选时文？ 制艺时文的评选，是为了供科举士子考试之用，明清之际，风行一时。吕留良为什么要花十多年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不可一概而论，似应以康熙五年为界，将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生涯分作前后两段来进行评价。 在第一阶段，即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吕留良之从事时文评选，首先是此时文人结社之风所使然。关于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据黄宗羲说：“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名之曰社”。91可见，结社与选刻文字密不可分。吕留良也说：“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圈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92他自十三岁便入征书社，翌年，社中即有陆文彬等人的‘行书临云”之选。当时，他虽因年少而未予选事，但耳濡目染，自会受到影响。入清以后，迄于顺治末，结社之风不息。吕留良就曾于顺治十四年在崇德重兴社事。既然“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因此，他在此一时期从事时文评选，便是文人结社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 其次，这也是同吕留良此时的歧路徬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庚子程墨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乙未之冬，燕坐元览楼，群居块然，无所用其心，因与雯若同事房选。”又说：“酉、戌以来，类皆分阅而互参，凡有事一选，辄屏弃他业，汲汲顾景，以徇贾人之志。”93这就是说，吕留良此时的从事时文评选，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无所用其心”的空虚，另一方面，则实在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这一阶段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并无多大历史价值可言，而且，消极影响或许比积极性更多一些。因为所谓“天盖楼”，选本风行的结果，并不是引导士人关注社会现实，而是沉溺于举业功名，这是勿庸讳言的。 然而，康熙五年以后，情况却就大不一样了。此时，文人结社早为清廷严禁，评选时文再也不是例行事情，可是，吕留良却依然把它继续下来。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则另有目的在。他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弁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94可见，他是要借时文评选，来抒发胸中的郁积。吕留良胸中郁积是什么？吕葆中所撰《行略》曾就此写道：“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95郁积胸中而为世所讳忌的议论，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有触清廷忌讳的政治主张。这就是雍正初，审理曾静、张熙一案时，曾静所供：“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96其二，便是对当时尚盛行于浙东的王阳明之学的抨击。因此，还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訾议。黄宗羲、万斯同讥之为“纸尾之学”；97范鄗鼎说他“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王士禛更指斥他“无羞恶之心”。98 足见，康熙五年以后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与前一阶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选文，不过是借以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手段而已，有着比较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笼统地去谈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甚至简单地视之为“时文选家”，就是不妥当的了。事实上，吕留良对此早有澄清，他说：“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99他尤其憎恶“时文选家”之称，指出：“‘选家’二字，素所愧耻”。100何以耻为“选家”？他认为：“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撦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101为了表明不与“时文选家”为伍的志向，他于康熙十二年断然结束了选文生涯。在逝世前的十余年间，专意刻印朱熹遗书，提倡朱熹之学，为扭转一时学术风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 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深重的社会危机，曾经使许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经世致用”之剧。“经世致用”，成为清初波澜壮阔的学术潮流。吕留良也为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卷至浪端。登高呐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吕留良一生为学，虽然因误入科场而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归根结蒂，仍然可以说是自“经世致用”始，迄“经世致用”终。当明末季，他十三岁即参加文人结社。尔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社事“一变而大乱”，102遂转而致力于“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103的‘经世致用”之学。康熙五年，毅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更把探寻“治乱之原”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他说：“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志之不立，则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于禅。禅何始乎？始于晋。今中国士大夫方以晋人为佳，而效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104吕留良在这里所说的“痛”，指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无法准确地去把握治乱兴亡的根源，而是片面地将其归结为禅学。因此，他便将西晋的嵇康、阮籍，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南宋的陆九渊以及明朝的王守仁、李贽，一概斥为以禅学导致“乾坤反覆”的罪人。他指出：“吾侪身受其祸，谓宜谈虎色变矣，而犹多浸淫游戏于其中，其于治乱之原，殆有所未审耳”。105试图使知识界从王学末流的玄谈中猛醒，转向治乱之原的探讨，这正是吕留良之学的可贵处。 有鉴于明末以来学风的败坏，士林的寡廉鲜耻，吕留良痛心疾首，执着地去追根寻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106在吕留良看来，人心风俗大坏的祸根，就在于王阳明之学。因此，他说：“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107固然，吕留良的结论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沉痛探索，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为了正本清源，吕留良不仅否定了王学，而且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认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108同时，更对那些空谈心性、不切世用的“庸腐之儒”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今天下有坏人心、乱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强国，而奸民窃盗不与焉；天下有损事业、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国，而冗兵滥员不与焉，则庸腐之儒是已”。109抨击“庸腐之儒”而旨在“富国”、“强国”，这当然不是门户勃溪，而是“经世致用”之论。 三、吕留良与清初朱学。 在清初学术界，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的。他对王学的抨击，并不比同时朱学中人如张烈、陆陇其等和缓，对朱学的提倡，也不比张、陆辈逊色。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他是理学家呢?我们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如前述，吕留良提倡朱学，并非出于儒林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留良否定了王学，但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障蔽了他的视野。面临以什么学说去取代王学的抉择，他提不出，也无法提出更新一些的主张来。于是，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找依据。他认为：“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而朱熹又是集来学之成的大师，因此主张： “救正之道，必从朱子”。111其次，吕留良一生为学，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始终未予论列。他虽然主张笃信朱学，但是对理气、心性、道器、知行这一类理学基本范畴，却并没有去进行喋喋不休的探讨，而是牢牢地立足于正人心，救风俗。他主张：“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112所以，吕留良曾经解剖自己道：“于世所谓理学、讲道，则概乎未有闻也”。113就其一生为学而言，这并非谦辞，而是事实。再次，吕留良主张“通经博古”，试图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清初，理学已是强弩之末，理学界更是一片混乱。这不仅是理学的危机，而且也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危机。所以，吕留良一再地发出：“吾道日衰，正人代谢”；114“世教日敝，学统几绝”115的喟叹。他认为“理学惑乱”局面的形成，“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116因此，他把“通经博古”同“明理学”相提并论，大声疾呼：“不学六经，不足通一经”，主张：“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117又说：“其为文也，亦必取资于六经、左、国、庄、骚、史、汉”。118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直至取代理学，这是清初学术发展的大势。吕留良的学术实践，正好顺应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说吕留良不是一个理学家，而是一个有见地、有作为的学者和思想家。 吕留良虽然不是理学家，但是，他提倡朱学的努力，却作为统治思想而高踞庙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清一代，第一个获从祀孔庙的理学家陆陇其，就是在吕留良的影响之下，才成为朱学笃信者的。吕留良同陆陇其相识，是康熙十一、十二年间的事情。据陆陇其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粃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119可见吕留良对陆陇其学术趋向影响之大。陆陇其对吕留良之学称道备至，指出吕留良将王学“破其藩，拔其根”，功绩卓著。他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蓁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12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遇；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121以致故世四十余年后还遭清廷戮尸枭首。封建统治者以维护其专制统治为转移，可以视理学为手中的玩物，这就难怪有清一代的理学家，要以其作荣进之阶而与清廷尔虞我诈了。理学之在清代形同枯槁，理所当然，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吕留良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因而把他简单地视作“时文选家”或“理学家”，显然是不妥当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吕留良理应得到一席恰当的地位。但是，平心而论，吕留良一生所留下的著述，绝大部分毕竟都是时文选本。尽管蕴含在这些选本中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在清初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以这样的形式广为流播，为封建士子所接受的，恐怕更多地是举业功名的追求。这方面的消极作用，我们不应低估。无论就其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而言，吕留良都不能与同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他的一生为学，虽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顺应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不足以成为一时学术界的杰出代表。清人贬抑吕留良的学术成就，固然不对，如果我们不恰当地拔高他的学术地位，那也同样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注释：
1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二年六月条。原令载《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作者：陈祖武 (责任编辑：laiquli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