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二万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一万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四。象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作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但欲达到这个目的，惟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这更需要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亩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象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十、几点建议

（一）一九五三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一九五八年至迟在一九六三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作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三十五万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

说明

附表一

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一）农民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６年

⒈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农业总产值（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亿元）４９９．１ ５８０．３

每人平均（元）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２

⒉按农业净产值计算：

农业净产值（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亿元）３６９．５ ４２６．９

每人平均（元） ７６．１ ８２．５

⒊按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计算：

农民直接缴纳部分（农业税及附加、公债、亿元）２７．１ ３７．３

每人平均（元） ５．６ ７．２

（二）农民人口数（万人） ４８，５４６ ５１，７２３

〔说明〕

⒈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均系用计算国民收入时所用数字，农业总产值比现在预计数约大五千万元是为了和农业净产值口径取得一致。

⒉农民人口数系全年平均人数。这个数字比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见人民日报五月五日第三版）所引五亿二千八百万人为小。（⑾⑿）

⒊一九五三年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只包括农业税一项，一九五六年除农业税外尚有农业税附加二亿九千九百万元和公债一亿三千八百万元。

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指标 计算单位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６年

（一）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计算

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全部工业）

千元 ３５，５７６，７４４ ５７，１３６，４１０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５０５．２８ ６４６．７８８

生产工人 万人 ４１９．５ ４５９．７６

每人平均创造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

元 ７，０４１ ８，８３４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

元 ８，４８１ １２，４２７

（二）工业生产的新创造价值计算

工业净产值（不包括手工业全部工业）

千元 １１，５７２，２９１ １９，５６７，０９０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５０５．２８ ６４６．７８８

生产工人 万人 ４１９．５ ４５９．７６

每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２，２９０ ３，０２５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２，７５９ ４，２５６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