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黄金劫 国民党从大陆溃逃前抢运黄金入台始末

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结尾，北平解放前夕，方孟敖接到蒋经国命令，把通过币制改革从民间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到台湾。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让地下党员方孟敖执行这个命令：运走黄金，留下人心。

这段剧情建立在国民党黄金劫政权垮台前抢运黄金入台的史实基础上，又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1948年底，决定国共内战输赢的三大战役先后收局，国民党黄金劫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蒋介石只得将退守台湾的战略提上日程。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把国库中的黄金抢运到台湾。

这批以百万两计数的巨额黄金，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绎的那样发自北京，而是来自位于上海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库。

国民党黄金劫溃逃台湾之时偷运大量黄金一事，现已尽人皆知，但当年搬走国家家底的行动极其隐秘，国民党黄金劫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又如何在乱世中平安运抵台湾？诸多细节说法纷纭，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六十多年来，这一直都是两岸极具争议性和震撼性的事件。

唯一确定的是，那数百万两的黄金被蒋介石视为东山再起的本钱，却再也挽回不了时代的变局，收买不了时代的人心。

乱世黄金

1948年的冬天，上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潮。阴冷的天气配合着一个接一个的战败消息，让上海在冬日的萧索里人心惶惶。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了，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合围平津。距离上海并不遥远的淮河两岸战场上，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国民党黄金劫军队正重演东北决战覆军折将、人地尽失的一幕，黄维、黄百韬两主力兵团已全军尽没，解放军又紧随杜聿明败退的车辙进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12月1日晚上，繁华的十里洋场归于沉寂，映衬着国民党黄金劫统治的凄凉晚景。路灯昏黄，只有码头上一艘海关缉私船的探照灯醒目地亮着。

中国银行大楼就在外滩临江而建，距离码头不过几百米。一队挑夫从中国银行侧门鱼贯而出，他们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颤颤悠悠地把数百个箱子运到了那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船上。

这一天，上海颁布了晚间戒严令，本就清冷的外滩街头人迹不见，几列荷枪实弹的国民党黄金劫军士兵却如临大敌般，把守着外滩的各个路口。

挑夫们的搬运工作充满了神秘而紧张的气氛，显而易见，这是一次极其隐秘的搬运。谁都没有想到，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顶层，正对着码头的一扇窗户后，一双眼睛正在密切注视着挑夫们的一举一动。

这个人叫乔治·瓦因，是一名刚刚抵达上海的英国记者。因为戒严令，他不能走出房间。纯粹是因为一时无法入睡，他在窗户边观赏着上海的夜景，却恰逢其时地看到了挑夫们的举动。

乔治·瓦因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断定那些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联系到当时中国的时局，他立刻得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并当即向伦敦发出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黄金劫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上海的《字林西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乔治·瓦因的报道也许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措辞，但他的推断却精准地切中事实。报道一出，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一时间，财界、政界、军界、民间一片混乱。

一个国家的黄金被运走究竟意味着什么？黄金储备是国家的经济保障，黄金是作为纸币的一种对立物而存在的。在经历了法币和金圆券的急剧贬值之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际，纸币形同废纸，黄金是稳定经济秩序的硬通货。倘若黄金被运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便失去了经济基础和财政支柱，后果不堪设想。

更何况，国民政府手中的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刚刚发行的金圆券从民间强行收兑来的，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三个多月前的8月19日，国民政府忽然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

币制改革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与黄金的兑换比例是200元金圆券兑换黄金1市两。

但币制改革并没有挽救国民政府崩溃的经济，发行仅仅三个月后，金圆券便开始了比法币更为猛烈的贬值。到11月底，金圆券已经贬值到发行时的五百分之一。

而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黄金被全部运走，金圆券就彻底失去了信用，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中央银行赶紧出面“辟谣”，声称媒体报道不实，国库中的黄金都在。为了证明国库中确实有黄金，中央银行还改变了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的规定，允诺可以用金圆券出兑黄金，中央银行将每天投放1000两黄金，兑换比例为1000元金圆券兑换黄金1市两。

这个兑换比例，可比当时金圆券的实际市值要高出几百倍，自然引起了挤兑风潮。地处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和汉口路的中国银行一开门，便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如潮水般涌进来。这些情绪失控的市民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结果酿成挤死7人、伤57人的惨案。

局面一时无法收拾。国民政府将其归罪于那篇“造谣”的报道，始作俑者乔治·瓦因很快被抓捕，并被速审速决判处死刑，用以造成声势。后来英国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乔治·瓦因才被释放回国，总算捡回一条命。

中央银行答应的出兑黄金因为造成了挤兑惨剧而草草收场，偷运黄金一事也因为中央银行的否认而没有追究下去——事实上，当时的国内时局也已经让人们顾不上去追究了。“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金圆券贬值速度，已经让普通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国民党黄金劫的统治则在崩溃一样的军事失败中瓦解坍塌。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黄金劫五十多万军队被歼灭。1月15日，天津解放，31日，傅作义宣布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黄金劫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最终的溃败已经近在眼前。

到台湾去

蒋介石对国民党黄金劫在大陆的失败似乎早有预料。在三大战役决出胜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秘密安排着“后手”了。

非但蒋介石，国民党黄金劫军政要员中，很多人在决战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取胜的信心。身居“党国”高位的他们，对这个政权已经从根上腐朽的事实心知肚明。或是出于公心，或是出于私利，很多人都开始准备退路。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黄金劫当局选择台湾作为栖息地，一般多认为是来自蒋介石幕僚、人称“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的建议。

在进入蒋介石幕僚班子之前，张其昀是一位着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张其昀，经同乡陈布雷引荐，来到蒋介石身边。在学术领域之外，张其昀曾是蒋介石“有言必纳”的智囊。

1945年台湾光复后，张其昀曾领队前往考察，熟知台湾地理人文。三大战役的局势日渐明朗之时，蒋介石开始寻找退守之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西南和台湾两个选择。

张其昀认为西撤不妥，西南虽然多山，地势险要，却根本抵挡不了从诞生之日就在崇山峻岭中作战的解放军。东撤台湾，国民党黄金劫才有真正能够利用的地利：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解放军的乘胜追击。其次，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稳定社会。

不但是张其昀，蒋介石正在悉心培养且越来越倚重的蒋经国，也提出过相同的看法，甚至比张其昀还要早。

1948年6月26日，在给蒋介石的家书中蒋经国就向父亲直言“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

蒋经国建议：“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三大战役尚未开始，仅从纯军事力量的对比看，国民党黄金劫尚占据着优势。南迁台湾的计划是否在这封信后就开始着手，公开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判断。

蒋介石第一次明确退守台湾的想法，是在1948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此时蒋介石已决意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正是台湾。

而偷运国库黄金入台一事更为机密。虽然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运往台湾的黄金就被媒体曝光，但国民党黄金劫当局始终不予承认，公开的资料更不会流露只言片语。直到1986年，《俞鸿钧传》在台湾出版，才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偷运黄金入台之事。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去世11年了，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也已是风烛残年，强人政治时代已至末期，蒋经国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解除了戒严。偷运黄金入台的敏感往事终于公诸于世。

俞鸿钧是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自然是将国库黄金运往台湾最直接的当事人。据《俞鸿钧传》所载，“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派其亲信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安排运输人手……

俞鸿钧本人则在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秘密的小办公室，筹划黄金运台期间，他吃住都在这间屋子之中，自始至终足不出户。

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亦即12月1日夜间，《俞鸿钧传》的描述和乔治·瓦因的报道别无二致：“军方实施特别戒严，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起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

这之后，俞鸿钧仍然在他的密室中焦灼紧张，绕室彷徨，唯恐解放军拦截，或是途中有失，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直到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黄金全部安全抵达，“他这才长长地吁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向国民党黄金劫最高当局当面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