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起始华尔街的经济大萧条后，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这样提醒实干家和决策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除了思想几无他物。”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体已进入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和发展期，发展路径的选择，成为中国决策者需要面对的课题。如何更好驾驭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以及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喋喋不休时，也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　
　不论是对“权贵资本”的批评，还是对宏观调控的各种议论，都值得人们去深入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曾给了我们巨大的实践勇气，而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强大，我们进入了“战略先行”的时代，必须有明确的思想引领，然后才可能确定相对准确的顶层设计。
　　中共十八大之后，伴随着国家崛起和社会转型，今后影响国家的，将是什么样的经济思潮?有鉴于此，各路经济学者正使出各种路数，试图以自己的经济研究影响决策。这一阶段，也可谓是主流经济学者最敏感的交锋时刻。
　　这种交锋是有益的，不管谁对谁错，谁取得主流地位，在国内下一步的经济政策制定中，进行顶层设计的前提，就是要对经济学的思潮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和交流。在国际上，我们不能再随着别人的音乐跳舞，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理论，能理性总结中国的成就，客观地探讨问题和忧虑。　　本组稿件跟踪了当今有代表性的经济学人物，把他们的个人实践和经历，与思想的脉络谱系贯穿起来。看似独立的事件间存在着联系，个人境遇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经济学理应为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思考并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
　　经济学的进化　

　在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意见的庞杂、观点的对立、乃至意识形态化的争吵于事无益。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其背后思想脉络，以求改革发展之共识
　　飘扬的米字旗下，流光溢彩的伦敦碗中，灯光拼成的孩子笑脸图案，变换成了NHS三个字母缩写。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600名医生和护士们载歌载舞，向世界展示当代英国的骄傲：“童话和国家健康服务体系”。
　　硬场面与软实力的争论，成为这16天以来，媒体特别是微博上火热的讨论主题。
　　“如果哪位纳税人，在看到如此壮丽和激动人心的情景时无动于衷，那他显然不是爱国者，也不是真正的公民。”这段评论，来自115年之前的英国报纸。
　　曾几何时，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场面专家”。在上一次女王登基60周年的阅舰式上，日不落帝国的战舰一眼望不到边。舰上飘扬的旗帜，一直延伸到天际。1897年的那次庞大集结中，“165艘皇家海军的战舰中，甚至都不需要从本土舰队以外的其他分舰队中抽调一艘。”英国《每日电讯》的记者托马斯·哈丁，如此追忆女王统治万里波涛时的“十全武功”。
　　“而现在，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在世界的角色。”开幕式的导演博伊尔这样解释。国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表象，长久以来以物质上进取，经济上扩张为基调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这是英国电影《女王》的经典台词。或许当今的英国人眼中，文化、保障和社会建设，同样是由大而强、引以为豪的成就。
　　童话背后的角力　　覆盖全民、按需分配、由国家税收支持，雇佣了150多万医护人员——这样的医疗体系，听上去确实像个童话。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也最早面对了养老、失业和疾病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二战后国民保险与国家健康服务，构成了英国福利体系的两大支柱。按经合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其人均医疗费用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在健康公平性方面，还超过了一向以“平等博爱”为豪的法国。
　　“不同政策模式的背后，一直是思潮的角力。”李玲是北京大学教授，长年研究医疗改革。在医疗政策上，开始是德国于1883年领先一步，其所实施医疗保险制度，被后世称为“俾斯麦模式”。
　　而到了1942年，与英国在二战中对峙的德国正如日中天。一年前闪击苏联的势如破竹，让希特勒预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5年结束。为了鼓舞士气，他的想法包括将柏林重建为宏伟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此时的英国，则公布了一份由贝弗里奇爵士主持撰写的报告。这份称为《贝弗里奇报告》的纲领，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改良，走向福利国家的宪章。“它解除了英国民众在健康方面的后顾之忧。”李玲这样评价其历史贡献，“不仅给了战争中苦苦支撑的英国人以希望，还为战后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英国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经济繁荣，靠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援助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观念的轮回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先生在黑板上列了17项经济与治理指标，逐一对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这样回忆老师宋承先最得意的一堂课。“还有我的博士导师王传纶，他在当年求学时，选择的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这座亚当·斯密的母校，到1949年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重镇。
　　资本主义，或者说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反思靠的却是几次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搞得家破人亡。”按李扬的梳理，经济史的背后其实是思想史。涉及政府与市场，发展与治理，是反思推动着改良。
　　“一个社会的观念，大约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较大的转变。有的阶段，社会时尚是思想和政治;而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又沉湎于财富的追逐。”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何帆，专业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缓，可能会从埋头做蛋糕的时代，转变为关心分蛋糕的时代。”　　几乎是作为印证，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类“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经济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讨论，开始从学术界、业界更多地走向大众。“政府派”和“市场派”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辩，从传统的公共舆论一直延伸到“粉丝们”的微博。在北京，各类思想性主题的读书会明显活跃起来，场地纷纷从最初的会所扩到更大的报告厅。为了缓解挤破头的问题，最近的流行规则，是在微博上进行答题报名抽签。
　　科技也深刻改变着当今世界。伦敦奥运开幕式的表演中，两位青年男女通过社交网络相识相恋。此时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敲击出一句话：“为了每一个人”。其后的15天里，中国的社交网站上也经历了一轮的喧嚣，年轻人们相互测试：“你对伦敦奥运上的种种争议怎么看?”从体育判罚争论到各种公共话题，或大或小，其实都与中国崛起与社会转型有所联系。“价值观不同的人怎么能谈好恋爱，走到一起?”调侃的背后，透射出一个社会寻求共识的过程中，观点与思潮间的相互竞争。
　　世界性的反思
　　不单是中国如此。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各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现有各派学说不仅对这轮危机的爆发缺乏预见，其后的政策应对也乏善可陈。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几次误判“复苏的绿芽”，也无法解释很多新出现的困局，比如为何会是“缓慢而没有就业的复苏”。
　　“答案是强健的经济需要聪明的政府，”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新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书名在英文中一语双关：“重振就业、重回正轨”。
　　克林顿在书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味反对政府履行角色，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于‘个人理性、责任自负’的理念，而非‘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他批评了关于“政府还是市场”僵化的意识观念斗争，认为其严重分散了社会的注意力。只有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通力合作，使所有人之间分享机会、分担责任，才能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
　　在其新书出版之前几个月，也有一批经济学家聚首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公园”。
　　67年前这里进行的一次会议，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运而生。此时，这些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号召下，就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进行了回顾。而这个智库的发起人，是当年曾在欧亚翻云覆雨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他坚信，“要改变经济，必须改变教学课程。”经由《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建议，其智库成立了经济学课程委员会，希望“对大学经济学教育进行大规模革新，以培养新经济思维”。对现状的调查结果是，目前美国大学的初级或中级经济学课程，大多选定的是格里高利•曼昆的教材。后者不到30 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之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
　　年轻人们直接付诸了行动。2011年11月2日，约70名学生起身离开曼昆此前火爆一时的“经济学十讲”课堂，以“罢课”表达他们“对于这门导论课程中根深蒂固偏见”的不满。他们发出公开信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作为呼应，一周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走进大学，打出了“占领哈佛”的横幅。
　　发源地的辩论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正确也罢，错误也罢，其力量之大常人往往认识不足。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除了思想几无他物。那些相信自己能够远离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务者，自己常常就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英国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这样提醒。要进一步理解观念碰撞背后的思潮源流，需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
　　回到那份影响历史的《贝弗里奇报告》。赢得二战后，战功赫赫的邱吉尔却未能连任。他在1945的大选中，被高举福利国家政策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英国工党50年来首次以多数执政。此后从贝弗里奇到凯恩斯的思潮，支配着英国战后社会保障、全民就业等大政方针，被称为“战后共识”。　　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背后，是一个有百年历史思想流派：“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英国工党的重要创始力量，他们以对抗汉尼拔的古罗马名将费边命名，信奉渐进改良。代表人物中，包括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作家乔治·萧伯纳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等。
　　就是这批人，1895年创立了“思想库”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推动以科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问题。这座坐落于大英博物馆旁，没有围墙的大学，在20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比肩牛津和剑桥的社科顶级名校。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正是伦敦政经和剑桥学派的辩论和交融，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主要经济政治思潮：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或者可以非常粗略地概括为，政府与市场的永恒争论。　　一条脉络，大致从凯恩斯，到拉斯基，再到吉登斯。　　凯恩斯一反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学说，认为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透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衰退萧条。而在20世纪前叶那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论战中，哈罗德·拉斯基是哈耶克主要的辩论对手，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选择。到了90年代的安东尼·吉登斯，他曾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幕僚，创新地阐述了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帮助工党在野18年后重新赢得大选。
　　而另一条脉络，则源于“剑桥学派”的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他开创了后来被不断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后上世纪50年代，哈耶克告别伦敦政经，前往芝加哥大学，其所成立的“朝圣山协会”复兴了新自由主义。随着来自伦敦政经的罗纳德·科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辗转汇集芝加哥大学，直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横空出世，芝加哥学派终于在60年代成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圣地。芝加哥的男孩
　　如果自由主义是个宗教的话，芝加哥大学就是其圣地麦加。如今虽然弗里德曼教授已辞世，但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罗伯特·卢卡斯等还在执掌着大旗。不久前，他们带领400位经济学家联署，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经济主张背书造势。　
　此时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这根源于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曾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出处大致不超过这里;而芝加哥的影响，其实遍及全世界。
　　1953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美国国际合作署的智利部主任帕特森，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兹拟定了一项培训计划。此前这里是“粉红经济学家们”提倡政府主导的大本营，实行的是“结构主义”产业政策：政府谋求建立自主产业，进行“进口替代”，以改变仅仅依靠矿产出口、从发达国家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局面。
　　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大批智利学子得以去芝加哥朝圣。而70年代陆续学成归国的他们，担任了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等要职，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此时思潮的风尚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国企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废除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除了汇率政策，这和20年后在苏联和东欧施行的“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如出一辙。
　　结果事与愿违。1976至1983年，智利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要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其实智利在1971年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则在这个梯队里呆了近30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直到今天，其引以为豪的新产业，包括‘赶超挪威’的三文鱼和‘来自新世界’的葡萄酒，基本上是在70年代以前那些政府主导建立的产业。”林毅夫虽然也毕业于芝加哥，但对于这些教训的研究反思，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发展理论。　　凯恩斯的复兴　　另一条思想脉络，则从英国的剑桥市延伸到了到美国的剑桥市，这里有另外两所顶尖大学：哈佛和麻省理工。
　　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艾森豪威尔，驱车从华盛顿前往加利福利亚州的奥克兰。这段糟糕的旅程中，平均每天开10小时也只能行驶58英里，而走完全程花了56天的时间。后来成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提出1956年版《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时展望，“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产生的岗位，它将开辟的农村地区——是无法估量的。”即使在强调“自由市场”的美国，提倡财政刺激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下的今天。
　　“如果为了理解目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你只打算向一位经济学家请教，毫无疑问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位遭遇“罢课”尴尬的曼昆教授，虽然被公认为是共和党的旗手，其实却是一位“新凯恩斯主义”者。
　　而不少执掌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实权的人物，都有类似的思想烙印，何帆对此做过细致的梳理：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默文•金恩，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而后者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是同学，师从于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他们的校友，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前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和前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渊源，正是保罗•萨缪尔森，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
　　不少刚从美国旅游回来的人，最新的感触之一，就是美国好像也开始到处搞基建刺激经济了。而为了推动产业不断升级，领导人们要做的，往往不止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那时的修路那么简单。　　1996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　　几个月以来，哥斯达黎加的投资促进协会，都在频繁接待来自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调研。后者正在考虑进行巨额投资，设立芯片封装和测试工厂。这里是一个此前以生产香蕉出名的中美洲小国，面积只有5.11万平方公里，人口仅360万。而英特尔选址时，也担心过“把鲸鱼塞进了浴缸”的问题，他们最初看重的其实是智利。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非一无是处，按照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的评分，智利排在41位，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而哥斯达黎加在100名开外。但英特尔设厂需要很大的土地，对基础设施有相当多的要求，还要求专门培养的人才。“对此智利的答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政府要一视同仁，不能给任何产业给予特殊优惠，否则就是干预市场。”林毅夫仔细研究过这个案例，“哥斯达黎加知道后则主动出击，政府和企业相协作，一同克服困难。”哥斯达黎加在谈判中为了提高效率，由总统直接协调参与谈判的7个政府部门。这个原来经济产出八成为农产品的小国，现在八成靠的是电子和制造品，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正在回归，或者说，它从未过时。”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还希望凯恩斯主义能更进一步，“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对于教育、健康、科研等方面的政府政策都比较认同，而偏偏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先天的歧视和怀疑呢?”　
　重塑全球治理　　中国目前的挑战，不仅包括在国内积累共识，还包括参与到国际经济政治的对话中去。而其后的大背景，也是新世纪世界经济版图的持续变化。
　　2000年，七国集团在世界上所占GDP比重达到三分之二，但之后出现了“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很多。“真正的交流，不能是你讲我的不好，我就讲你的不对。”林毅夫认为，思想界的任务不是去打口水仗，而是“帮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成就，也帮助中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
　　2010年10月，美国首都华盛顿。　　世界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场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研讨会。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致闭幕词，题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出席者中，值得一提的包括丹麦福利国家的理论旗手、欧洲社会党的现任主席波尔·拉斯穆森，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现任主席马西莫·达莱马都。　　他们在思想的谱系上，与1998年前后美英德法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相联系。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吉登斯那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延伸到了国际社会中，变成了“全球治理”。
　　林毅夫贡献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应对发达国家产能过剩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古老争论。前者为了刺激需求，“今天挖坑而明天又把它填上”的短期政策收效甚微;而后者迷信经济的“自动稳定效应”，认为最终增长能够让财富自动溢出，通过“涓滴效应”惠及穷人。　　必须进行创新探索新路，他畅想了一个“全球版的马歇尔复兴计划”：由持有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对面临增长瓶颈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造血式投资”;前者获得了订单，后者则获得了基础设施，能帮助其释放增长潜力，反过来又给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
　　回归经济学的本质　　看完奥运会的开幕式，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海闻上网更新了一条信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目前经历的写照。不要怕乱，这只是个过程。”从圈地运动的“羊吃人”，到引以为傲的国家健康体系，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确实在走向秩序和文明。只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达成的。
　　因为从近60年的发展绩效看，大部分国家其实一直处在“又乱又穷的陷阱”里面。从1950至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不在西方——能够以至少10个百分点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再往前说，惠及普通人的普遍富裕和经济增长，不过是近300年前，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发生的事。为了解释其奥秘，亚当·斯密出版了巨著《国富论》，从而开创了现代经济学。　　但《国富论》只是简称，书的全名叫做《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林毅夫谈起这本书时，特别强调“富”只是结果，关键是其“性质”和“原因”。不同学派与思潮的争论，往往要回归到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
　　所以针对意见的庞杂、观点的对立、意识形态化的争吵，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梳理，为下一步的改革找到“重叠的共识”。其实中国的传统哲学，一直讲究超越两个对立极端的“中庸之道”和“不二法门”。　　真正的经济学，不管是左是右哪个学派，按照林毅夫的理解，背后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决策者是理性的。“人面临权衡取舍的时候，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方案。”这一点，林毅夫将其称之为经济学的“本体”，“道”或者“无为法”。“而不同学派的区别，在于其对经济运行中限制条件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上的“有差别”，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先入为主。　　“西方有那么多学派，我们到底学哪一个?而且一直在变在创新，原来的理论都不适合它自身了，又怎能套用到中国?”林毅夫强调，“我们真的应该有信心，了解自己的问题，创新现有的理论，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变革者林毅夫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四年的点滴工作，也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经济思潮对话的生动写照　　7月21日星期六，北京暴雨如注。
　　王志浩一身西服，穿着高级皮鞋，撑着伞顶着雨，在没过脚踝的水中趟行。虽然有一个中文名字，但他其实来自英国，是渣打银行的中国区研究主管。他参加的那个研讨会没有取消。与暴雨同样牵动人心的，是国际国内的经济走势。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 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
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华盛顿共识已经丧失信誉，而林毅夫的贡献，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评价林毅夫的“毕业论文”——《新结构经济学》。　　在欢送会的致辞中，斯蒂格利茨坦陈，林毅夫在世行做到了他当年未能做到的事情。陈斌开作为世行访问学者，对斯蒂格利茨感慨的神情记忆犹新，“那不是场面上的恭维”。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的“左派”，一直在试图推动世行对新古典自由市场的反思。但这条“大船”此前却形成了一些并不明说、但根深蒂固的航海禁区，比如说讨论如何“加强政府的作用”。
　　所以林毅夫的这四年里，其实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人们都知道他将做什么：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成就。”“华盛顿共识”的执笔人约翰·威廉姆森，此前这样评价林毅夫的到任。“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世行经济学家安·哈里森曾对媒体说，“他必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才能使人认可国家的作用。”而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林毅夫学说的普通人，他的主张听上去似乎很像上世纪中叶的一股发展思潮：国家主导。
　　增长的求索
　　东亚那些成功的经济体，“既有市场的自由，也有政府的干预;但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中激进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更早的国家主导的赶超。”东亚的奇迹是林毅夫的理论起点，为了向世界解释，他把这些国家比作“飞翔的雁阵”和“引领的龙群”。
　　上个世纪，世行还曾一度认为，非洲比亚洲有希望，拉丁美洲更有希望。而今东亚繁荣的秘密是什么?能否拨开经济增长的迷雾?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按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说法，“其他问题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在预售林毅夫的英文新著《繁荣的求索》。书名的用词，让人想起哲学家杜威的经典著作：《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问题，林毅夫很喜欢王阳明的学说，他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做了一个注解。当理论与实践出现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是反思理论，而不是否认事实。”为此，林毅夫把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做了一个梳理，指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工具箱”，经历过几轮软件升级：
　　月2日，林毅夫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举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主张。
　　在此后的时间里，从墨西哥城到伦敦，从东京到巴黎，从开罗的烈日、到斯德哥尔摩的大雪，林毅夫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与学者和智库交流自己的学说。
　　“林的观点引发了争议，但极具启发性。”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82岁了，仍欣然参与进来。其间相互交锋的，包括几位世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近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多的优秀学者、政府和商业的领袖也参与进来。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林毅夫还通过世行博客“让我们谈谈发展”，把讨论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
　　因为发展经济学的思潮讨论，已经沉寂太多时间了。2.0版本之后，修补漏洞的小补丁越打越多，但思想层面上缺乏重要更新。背景是令人灰心的事实：“从1950至2008年间，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换句话说，所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什么某种潜藏的“风险”，相反其实是大部分国家所处的“常态”。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沮丧的了。
　　但具体怎么做?在2008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这样感叹：要成功做出“发展”这道大菜，我们大概知道需要哪些食材，但是没有食谱，怎么结合在一起不知道。这要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学习呢?　
　之前的经济学难以令人满意。2005年，世界银行《九十年代的经验》总结的成果是：但凡发展转型比较好的国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不同于“华盛顿共识”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林毅夫打趣说，“如果非洲一个穷国总统问应该推行什么政策，我回答说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适用的，这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帮助。“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仅要知道没有一个政策是万能的，还要懂得如何量体裁衣，指导实践。”　发现你的优势　
　“在哈萨克斯坦，人们会问你，除了石油之外还有什么能提振经济。”印德米特·吉尔此前同样负责过世行的《发展报告》，是欧洲与中亚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德国周刊》采访时，他回忆了林毅夫的一次中亚之行。　　“我会帮他们寻找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领域。”林毅夫这样回答，并请吉尔帮助准备此行的细致材料。
　　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在，就可以发现你的优势。中国的奇迹，其他国家如何分享?
　　林毅夫此前曾被称为“林比较”，“比较优势”、“禀赋结构”这些概念，国际贸易领域之外提得并不多。为了讲清楚这套学说，从1998年开始，林毅夫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专门开设有一学期的课程。讲稿的英文译本以《解读中国经济》为题，被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经过世行的历练之后，面对决策者和公众，林毅夫可以讲得更通俗。“一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本、有多少自然资源，就是他的禀赋结构;与别的国家相比，他最适合做什么，就是比较优势啦。”　　林毅夫的书桌上放着孙子的照片，而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传统的教育，讲究“弥补缺陷，赶上别人”，而不是寻找和发挥优势。不少年轻人戏称，从小就生活在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的阴影之下。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工作后，继续羡慕别人身上他们认为含金量更高的优势，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努力去当别人，而不是做最好的自己。　　同样，按林毅夫的总结，此前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关注，也是“以别人为参照系”：弥补自己欠缺、但发达国家有的“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是希望学习发达国家所擅长的市场秩序，如“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治理方式;或是从事人道主义等重要、但却难以直接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领域，如去非洲发蚊帐，安装摄像头以监督教师出勤率——如同给孩子吃吃补品打打吊瓶，以求能提高考试成绩。
　　“应该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帮助他们把现在能做好的发扬光大，有了竞争力以后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林毅夫在《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他这样概括主旨：“小步快跑”。
　　在这方面，中国的奇迹并不唯一。非洲的毛里求斯曾被世行认定是“毫无希望之地”，引入上述原则后，已成非洲人均所得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经济学中最强大的观点之一就在于，无论一个国家现在的状态有多么糟糕，它在某些部门或产业上，总是能找到一个比较优势。”林毅夫这样总结。
　　穿越金融海啸

　　“要对发展经济学发动一场革命，我是有准备的;但一上任就遭遇金融危机，确实始料不及。”4年后，林毅夫这样回顾世行任内最大的挑战。世界银行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首席经济学家，都是给全世界博士生写教材的顶尖宏观经济学者。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能对全球宏观与金融问题发出声音吗?　　2008年10月24日，林毅夫第一次从世行回国，在国家行政学院做了一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报告。经济学家沈明高依旧记得，劳顿的林毅夫看上去“非常疲惫，印堂发黑”。其他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也都为林毅夫捏把汗：要是赶上一个太平盛世，能专注于扶贫和发展问题该有多好。林毅夫面临着双重挑战：除了要在发展思潮的中心反思发展，还要在金融风暴的中心反思金融，给出对危机的判断和应对。
　　两个月之前，林毅夫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度假胜地杰克逊霍尔小镇。这里因美联储每年在此组织宏观经济会议而得名，而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会在自己的避暑别墅组织更小规模的顶级讨论。受邀的人除了林毅夫，还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洛德•特里谢、以及前IMF的常务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
　　那时雷曼兄弟还没有破产，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三十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次贷危机吗?”讨论的结果是，除了林毅夫，大家都认为以后都会忘记，“因为次贷才7000亿美元，顶多是以后教科书上面一个很小的专栏。”　　回忆细节时，林毅夫本人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姓名，“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这些名字在国内媒体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财经问题的报道，几乎变成了对这些权威一言一行的追踪。那是2008年8月底，距雷曼兄弟倒台只有三个星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决策者们，心里根本没有准备。这不是某个人的判断问题，而是说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迷信实无必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信心，来源于此前被伯南克称为“大缓和”的30年。通过改革克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GDP、通胀等经济波动大幅缓和。
　　经济理论从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经过理性预期革命，发展到新凯恩斯和新古典宏观学派，“这时主流观点认为已经对宏观政策运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经济波动了。”林毅夫当时曾向西方顶级的金融和财政决策者提问，“但回过头来看，每一次危机都是不同原因触发的，怎么能保证不会有新的原因呢?”　　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判断将决定应对的行动。这场危机的深度有多深、长度会多长?“当时世行和IMF普遍内部认为是3到7个季度。因为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危机，都是最长到7个季度。”林毅夫再次唱了一个反调，“我当时说会不会是7年?大部分人认为我在开玩笑。”事实证明林毅夫的忧虑是对的。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有了一个和1929年“大萧条”对应的新名字——“大衰退”。　　繁荣的博士　　林毅夫7月21日的报告，会场在未名湖北面古色古香的朗润园。这里曾是晚清内阁军机处，诸多变革草议于此，以求挽狂澜于既倒。在万众楼上，他反思了此番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
　　林毅夫上一次的“取经归来”是在15年前。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的听众迫切希望请他去讲讲西方的“前沿理论”。“那时我也以为西方有一套经书，拿回来就能运用。1987年学成后参与国内的改革，当时满脑子是西方这套理论，认为读的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林毅夫回忆道。
　　这次归来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他的讲演更通俗了。打比方时伴随着有力的手势，目光照顾到全场，更像是国际化的演说而不是沉闷的报告。在世界银行的四年，让林毅夫更多地走出象牙塔，和政府决策者、业界领袖和普通民众进行沟通。　　而争议并不会就此消失。归国后，林毅夫重复了一个以前观点：通过不断挖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潜力”。迫不及待的媒体记者在起标题转载推广时，漏掉了重要的两个字：“潜力”。
　　很快就有人把这与“唱好”或是“唱衰”中国的话语博弈联系起来。的确，“末日博士”鲁比尼、“崩溃专家”章家敦，为了新书的销售都在不断修改“中国崩溃的时间”;而老牌知识分子杂志《纽约客》，则将林毅夫称为“繁荣博士”。其实此前金融危机时，就有人批评其“唱衰西方经济体”，而这四年里，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崛起，围绕经济走势的争议也越发激烈。
　　“其实经济运行自有规律，一个国家哪是经济学家能够唱好或唱衰的?”林毅夫微微一笑，平静地解释自己的想法。“但对于长期潜力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是一头小毛驴，你给它吃得再多，也长不成一匹马。但如果一个小马仔，你不了解它，给它吃小毛驴的饲料，它真的可以长得像一头小毛驴。”　　创新的自信　　回到王志浩的问题：来到中国后，对宏观调控的几次预测偏离，让他发现要理解中国经济，自己的老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帮不上太大忙。他曾在老牌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人》工作过，此次与会发言的主题是，在官方数据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如何解读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