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已追回金额4240多万元，冻结7000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被调查取证的有100多人，并牵涉相关经济案件12起。

新华社官方客户端2014年9月28日曾发布消息称，杨秀珠的引渡遣返已启动，正通过协作国依法办理相关程序。杨秀珠曾任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在其外逃5年后，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也出逃，杨湘洪的妻子也曾供职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

徐聪荣背后福州政法系统也曾有塌方式腐败

2003年5月外逃的福建省福州市原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徐聪荣，身后是福州市两任政法委书记的塌方式腐败。

第 一个落马的是前福州市委副书记、前政法委书记吴文达。2003年12月23日，厦门中院对福州市委原副书记吴文达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吴文达的问题主要是“卖官”，法院认定其在干部提拔任用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5万余元。此外，其家庭财 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其家庭合法收入达人民币近16万，不能说明或无证据证明其来源合法。

吴文达的继任者是宋立诚，2003年12月，福州市委对外通报了包括宋立诚在内的8名官员被“双规”的情况。宋立诚被曝涉曾为福州首富的陈凯涉黑案，而陈凯的“干爸”就是徐聪荣。

而在徐聪荣之后，福州公安局原局长王长淦、为“远华案”首犯赖昌星通风报信致使其逃出国门的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副局长王振忠也先后落马。

其中，徐聪荣与王振忠均已出逃。2007年9月12日，福州警方发布消息称，当年6月10日，出逃美国的王振忠因癌症在美国纽约死亡。

内存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是什么机构？

据 公开资料显示，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1956年更名为现有名称，组织总部现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是保证和促进各成员国刑事警察部门在 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合作。国家中心局是国际刑警组织在各国的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各国警方同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国际刑警组织日常与各国 国家中心局保持密切关系，组织国际追捕。

截至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具有190个成员。1984年9月5日，在卢森堡举行的第53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年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同 年11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在北京成立，担负着对外联络和打击走私、贩毒、伪造国家货币、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诈骗等国际性犯罪的任务。挂牌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单位机构为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迄今为止，国家中心局在香港、澳门设立了支局，在广东、黑龙江、上海、北京、广西设立了联 络处。

红色通缉令效力如何？

红 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因通报左上角的国际刑警徽为红色而得名， 属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其余六种分别为蓝色、绿色、黄色、黑色、橙色和紫色。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介绍，红色通缉令是有关国家通过国 际刑警组织针对被通缉人向国际刑警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发出的临时通缉令，以引渡为目的，请求临时逮捕。

“如 果相关国家发现被通缉人，而且经过评估认为对被通缉人具有引渡的可能性，它就会对被通缉人采取临时羁押措施，临时羁押的时间期限一般为40至60天，在这 段期间，需要中国向采取强制措施的国家提出引渡请求，而且要提供相关的支持引渡请求的材料。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采取强制措施的国家就要解除对被通 缉人的强制措施。”针对临时羁押的时间期限，黄风指出，“不同国家法律不同，与我国订立的引渡条约的相关规定也不一样。”

据 黄风介绍，红色通缉令发布后，各个国际组织成员国会通过自己的网络公布该通缉令，主要会在其执法部门、出入境部门对相应信息进行沟通。此次发布的百人中， 有些人员曾经被发过红色通缉令，而大部分人员系首次出现在红色通缉令中。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副局长段大启在央视新闻中表示：“红色通缉令一经发布 以后，具有全球布控的效果。”

事实+

外逃官员自述美国生活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王国强在美国两年半的逃亡生活是怎样的？日前，他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写下自述，真实地记述了自己异国逃亡的生活：

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

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裹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

在美这两年零八个月我们没有到过美国的城市转一转，都是在远郊苟且偷生；

那段日子，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过的，我痛恨我自己将我妻子和我自己带入了这一绝境。

公布外逃人员信息尚属首次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次集中而具体地公布外逃人员信息尚属国内首次。这说明我国对外逃人员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精准，也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