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在商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周边，还有虎踞一方的“方国”。不少方国遗址或墓地中，也出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商时期玉器，其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造型纹饰最别具一格的，首推位于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以及2001年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分别出土玉器600余件与2000余件，是古蜀文化玉器最集中的两次收获。

　　与中原地区商代玉器大多出于墓葬的埋藏方式不同，古蜀文化玉器或出于祭祀坑，或集中发现于宗教场所(不排除今后发现随葬众多玉器的贵族墓葬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玉器的质料、形制类型乃至制琢工艺等也颇与中原不同，常见几何造型的礼器(琮、璧、牙璋、边璋等)、仪仗性“玉兵”(戈)及工具(斧、锛、凿、斤、刀等)，少见装饰类玉器，基本不见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剪影式动物形玉雕。

　　古蜀文化玉器中数量最多且最引人注目的，还属各类造型奇异的玉璋。玉璋中，有少量形近狭长平行四边形的边璋，形体硕大。其中一件刻画了山边立璋、三人跪祀的场景，以毋庸置疑的图像，印证了璋的礼器属性。为数更多的牙璋，形制有两阑式、前端呈深V形及戈形三大类。三星堆出土的一件戈形牙璋，顶端镂雕一立鸟，器身两面均线刻一璋形图案。两阑的“张嘴龙形”扉牙装饰，则显示出受二里头文化“龙牙璋”影响的痕迹。

　　玉璋作为礼器，到商代晚期时，几乎已在中原殷商王朝销声匿迹，却在数千里外的成都平原格外吃香，不仅成为古蜀祭祀天地山川、沟通神祇祖先的重要媒介，而且还发展衍生出较多变体，诸如戈形牙璋与长度5厘米左右的“迷你”型小璋，均是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古蜀“特产”。

　　伴随玉器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黄金、青铜、象牙等精美文物。其中，夸张怪谲的青铜凸目神人、美轮美奂的鸟鱼纹金杖以及太阳神鸟金箔，不仅佐证“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蜀道难》)中所指的蚕丛与鱼凫两代蜀王并非虚妄无稽，而且它们与玉器一起，共同组成了古蜀王国最隆重最虔诚的祭品组合，以及迥然不同于中原殷商王朝的社会文化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