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是众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兼听众论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于片面；从各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较全面。正如俗语所说，众人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给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
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他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侥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营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