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是众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给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他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侥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营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