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古代的先哲们有一个巨大的差异，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普世的“真理”，普世的“文明”。 而今天的我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东西，是世界上许多“文化”中的一种“文化”。施特劳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他说我们必须以古代先哲理解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如果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他们的学说的自我理解是“普遍真理”的话，我们今天就应当采纳他们的这一自我理解。我们不应当说他们的学说不过是一种文化，叫做“古希腊文化”。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我们古代中国的先哲。他们认为自己的学说所弘扬的是“华夏文明”，是“普世的道”，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道心”的表现，而且这个道心是普遍的，是任何“人”都有的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参与这场讨论，大概不会问“何为中国心”，而是“何为道心”。

　　我认为，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主义的这种走向世界的方式。我们从19世纪以来一直走的就是这一个思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发明出来的一套关于自我认同的思路。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恒古不变的”。当然，我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回到古代，回到古代贤哲的极端的普世主义的思路。或许我所想象的这个立场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它既不是极端的独特主义，也不是极端的普世主义，我对此其实并没有答案，我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第三种走向世界的方式？这样来讨论中国文明如何走向世界，会不会是未来的一种新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