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至关生死的一仗。如果二审败诉，我们就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冯志波说。中国虽然不实行判例法，但是这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法院都能以同样的理由让他们败诉。

    新王海们最后求助媒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深圳市中院终审判决冯志波胜诉，支持了“退款、增加赔偿7.4元”的请求。

    当然，成果不仅仅是区区7元钱——诉讼纠正了几百种食品是“绿色食品”的虚假宣传。2005年下半年，绿色食品标志基本整改完毕。

    海量的诉讼接踵而来。这迫使中国新王海们苦学法律知识。虽然，他们都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但为了“讨公道”、“赚大钱”，他们很早就买了电脑，在网上大量搜索与“状子”有关的文件，并刻苦钻研法律书籍。

    “他们对一些法律、法规，尤其是禁止类的法规很熟。”经常和黄志宏打交道的一名工商执法人员说，“最起码是法学硕士的水平。”因此，他们被称为“工商第二执法队”。

    黄 志宏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毫不谦虚。“比如，一部法律是按照编、章、节、条、款、项、目、丁的顺序来编辑的，”他说，“执法部门依据一部大法典出具行政处罚， 处罚书上要写明：根据某部法律第几编、第几章、第几节、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第几目、第几丁。”他曾当面训斥过一位“第一执法队队员”，此人搞不清法 律的逻辑层次。

    九成企业乖乖赔钱

    企业必须耗费大量精力面对他们的死缠滥打

    仅仅有法律和维权意识是不行的。新王海们最初和企业打交道时，大多数企业并不屈服，因为开了头将非常可怕。就像明牌首饰，刚赔了第一批3000元，又被告知还有2万元在后面。

    “这时候，我们会抓住企业的心理弱点。”黄志宏说。

    多数企业规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该环节负责人的责任。比如，在广告宣传中被索赔，企划人员难辞其咎。某著名空调企业在宣传中使用了“第一”这个禁止性用语，打假人刘旭指着该厂企划经理的鼻子说，“事情搞大了，你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前途！”　

    合作伙伴的压力也是厂家不得不面对的。在现代商业条件下，厂家严重依赖销售渠道，所谓“店大欺客”。某食品公司在被司荆丰索赔13000元后，负责人请他吃饭，向他请教：“现在商场要罚我们款，你说怎么办？”

    而 对他们的举报，企业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曾与黄志宏打过交道的某企业经理刘江对记者表示：该公司一年销售四个亿，老总忙得要死，但工商局要调查，老总不能 不去。“在接受工商部门调解时，我当场对这些告状的家伙说，‘恨不得找人打你们一顿！’”刘江咬牙切齿地说。

    所以，面对这个“死缠滥打”的群体，大部分的企业会乖乖地赔钱。只有一成企业要进入最后环节：上法院。但深圳的判例，已经让法律的天平倒向了新王海们。“特殊情况下，我们会直接去工商、质检部门。”黄志宏说。他们也很会利用媒体，与武汉很多记者稔熟。

    平 时，黄志宏、司荆丰、吴为等人经常背着个大包，在各大商场“巡查”——他们的工作是专门研究广告的漏洞。“但不能大海捞针，就像抓新闻一样，要有重点地排 查。”司荆丰说。比如，一个产品只能获得“名牌产品”或者“国家免检产品”中的一个称号，如果有产品同时使用，就有违规嫌疑。

    遇 到合适的目标，他们就大量购买；遇到收益高而风险大的产品，他们就会合伙购买，分担风险；碰到态度强硬的企业，他们就在“楚天维权网”联合全国各地的打假 者分散购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诉讼。楚天维权网则对和他们较劲过的企业和产品曝光，这是一个由他们创办的民间维权网站。冯志波的主要作用则是“偷拍， 保留证据”。

    “打假就是为了赚钱”

    熟手一个月至少挣十几万元以上

    “打假，就是为了赚钱。”黄志宏毫不隐讳自己的收入，“熟手一个月至少能挣十几万以上。2006年，仅政府部门给我的奖金就有两万多元。”

    凭着高收入，他试图吸纳更多的人成为新王海。目前，武汉市共有十多人从事这一行，资格最老的是1998年入行的冯志波。郑州职业打假人王进府受此启发，也开始重点打击虚假广告，与武汉的新王海遥相呼应。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打假者称：2007年春节后，他已有了十多万元的收入，还不包括手头正在搞的几个“大案子”——他们习惯将这种向企业的索赔称为“案子”。有一个星期，他“天天到银行去存钱”。 (责任编辑：laiqu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