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民群众“天大”的事。然而，近几年发生在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不由得令国人深思：大国，为何食不安，何以食安?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然而，政企关系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在计划时代，政府为满足民众基本需求，将食品看做福利事业，用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国有食品企业发展，同时引导社会投资。而当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后，政府主要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可见，政府角色经历了从所有者到经营者再到监管者的转变，这是我们必须具有的历史纵深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监管必定以强大的产业为基础，强大的产业通常催生强大的监管。

　　政府监管的根本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监管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非替代，市场本身是监管活动存在的基础。如果产业不发展，那也就失去了可监管的条件。监管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是：食品安全状况具有深层次经济社会背景。从技术层面上说，食品质量安全的组成要素包括检验检测、生产过程与消费使用三部分，其责任主体分别是监管部门、企业和消费者。

　　然而在制度惯性作用下，我国监管部门存在“包打天下”的思维。问题在于，当计划体制已经被打破，新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善时，政府没有能力应对所有风险。由于监管部门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其不得不通过注册、发证、抽检等“一次性监管”的静态方式来严控企业资质，而不是采取多元化的动态监管手段，因此缺乏威慑力。政府应该想着如何从源头上优化市场机制，而不是在积重难返之后进行末端治理。

　　尽管我国已实现粮食“九连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资企业正在一步步占领我国主粮、食用油等市场。现实中已经出现多次国内产业因个别产品安全问题而集体失去消费者信任，国外同类高价产品疯狂涌入的事件，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每一位消费者。因此，我们在食品领域面临的不仅仅是质量安全的问题，还包括粮食安全等战略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社会应该对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适度的宽容。宽容并不是纵容，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风险，牢记“食品安全风险只能尽量降低，无法彻底消减”的理念。

　　总之，食品安全并不是简单的产品质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有深层次制度背景。我们应当重新反思当前的一些做法，例如政府应该为企业服务，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律水平。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应发挥更为基础的作用，，而不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政府监管那里。民众则应该理性看待风险，不能动辄将整个产业 “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