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根据案件事实对当时某个时点下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终止作出的判断，很可能不同于防卫人在彼时彼 地、彼情彼景之下所作的判断。比如，虽然判决书显示，有证人隐约听到张某说过“你饶了我吧”，然而，法官可以在事后进行冷静的判断，认为这个节点不法侵害 已经终止，但要求防卫人在紧张、惊惧的状态下也作出准确的判断，则纯属苛求。在那种情景下，不法侵害者是不受信任的，即使侵害者中止侵害行为，防卫人考虑 的可能是那是不是骗局？法官可以说当时“不法侵害者已经被制服”，但防卫人可能更多的是在怀疑不法侵害者是不是装的。法官和具体情境下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 可能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正当防卫的范围理应扩大

纵观他国的刑法规定，大多都有关于防卫人由于惊愕、恐慌等心理因素造成防卫不适当的结果，不以防卫 过当论处的例外情形。如德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 “防卫人由于慌乱、恐惧、惊吓而防卫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日本的规定和德国颇为类似，日本《盗犯等防止和处分法》第1条第2款规定：在第1款规定的盗 犯场合，“虽然不是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贞操有现在危险，但是，由于行为人恐怖、惊愕、兴奋或狼狈至于当场杀伤犯人时，不处罚”。韩国刑法典第21 条规定，“过当行为系在夜间或其他不安的状况下，由于恐怖、惊愕、兴奋或者紧急而引起的，不予处罚”。

如此判决让公民怯于行使自卫权，让受害者更卑微

正如上文指出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在事后要求防卫者行为“适度”，稍有出格就可能会被 判为各种伤害罪。但在真实的案发场景中，受害者不可能像法学家或者刑侦专家反复推演。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在屠刀高举的情况下，无法要求人们置身事 外进行深思熟虑”，而在我国，很多法官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法律工作者顾则徐先生就指出：我国的司法实践客观上剥夺了良民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我国《刑法》中 规定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因此，法律是赋予良民有足够自我防卫权利的。但是，在关于“正当防卫”的实际判例中，则有了严重的限制，从司法实践上限制 掉了良民的足够自我防卫能力。

结果，普通民众常常变的更为逆来顺受，一旦行使防卫权造成侵害者受伤或死亡，就以为犯下滔天大罪。 例如在这起案件中，田某目睹妻子被强暴，愤而行使防卫权，杀死受害者之后，一逃就是9年，自首之后不仅“积极认罪”，甚至连上诉都不想了。而他的妻子更为 可怜，自己被被强暴不说，丈夫还被判了无期，如果他们那一天知道会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恐怕也不会防卫，更愿意“息事宁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