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学，反对佛、道，尤其排佛最为激烈。韩愈认为僧侣不事生产，徒费社会财富，是产生贫穷和盗贼的根源，主张僧尼还俗，焚烧佛经，废毁寺院为民居。他曾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逐岭南。在理论上，他觉得宗教宣传无君无父，违背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仁义之道。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传到孔、孟，后来就中断了，声称要以继承道统为己任，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以贬抑佛、道。不过他不是以唯物主义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批判佛教的唯心主义。在宇宙观方面，韩愈认为天可以对人间进行赏罚;在人性论方面，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把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且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观点。

　　李翱主要的哲学论著是《复性书》。他也是佛教的反对者，但同样宣扬唯心主义思想。李翱继承与发挥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只是由于有喜怒哀乐等情欲，性才不能得到发扬，所以情是性之累。为了排除这种干扰，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制礼作乐、治国平天下等理论进行修养，这样做就可以“复性”。这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韩愈和李翱都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唐代后期兴起，是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程、朱学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陆、王学派思想的前导。

　　针对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唐代先后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唐初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吕才。傅奕主要批驳佛教的观点，并且上书唐高祖，建议废佛。吕才主要反对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并揭露阴阳吉凶之说的虚妄。但两人都缺乏理论的高度，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够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即自然，并不能对人间进行赏功罚过，人们的祸福遭遇纯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命无关。这样的论点显然属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柳宗元指出，人类历史不是依照“圣人”之意发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势”，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之所以优于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于前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些看法说明，他在社会历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

　　刘禹锡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空”和“无”，而是充满了物质。所谓“天”，不过是“有形之大者”，同样也是物质。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柳宗元和刘禹锡一方面宣扬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都信奉佛教，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不够彻底。

　　史学和文学

　　史学

　　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牾重出现象。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已的独到见解。《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

　　文学

　　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