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达国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看，基础设施建设是生产性服务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促进物流业发展方面，德国政府不仅提出了长距离运输以铁路和水路为主，两头衔接与集疏以公路运输为主，做到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多式联运的运输战略。同时还把大力培育和建设货运中心作为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德国已经先后兴建了20多个货运中心，到2010年，全国总共将建设30－40个货运中心。在实施措施上，德国政府通过新的通信技术来帮助改善物流并促进装卸，促进货运代理和运输商之间的合作。另据统计，在日本政府在认定的结构改革特区中，有关发展国际物流特区构想的就有15项，除了北九州的国际集装箱港口外，横滨市国际物流特区、川崎市国际航空物流特区，都在加紧实施之中。再有，在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和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的倡议，旨在建立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并通过卫星通讯和电信光缆连通全球信息网络，形成信息共享的竞争机制。

　　4、人力资源开发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健康发展的保证

　　从价值链分析的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增值更多地体现在专业服务人员与客户之间不断交流和沟通上，实际上，生产性服务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化水平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此，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以保证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大量的专业人才。它们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专业教育，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职业教育等。同时，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倡导下，还全面开展了在职教育，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值得强调的是，协会的职业培训工作非常注重以实践应用和实际操作为主。再如，日本、德国就建立了科学、开放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它们通过确立了专业人才能力开发和客观评价的体系引导培训教育工作，并从世界各国引进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专业人才，促进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人才的流动。其中，德国从2000年8月1日开始就开始实施了“绿卡计划”，旨在从国外引进2万名电脑人才，以满足国内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的需要。根据德国劳动局中介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6月，正在申请和已经得到绿卡的人数达到了7588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2003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4658.0亿元，是1990年的5.7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拓展城市能级、扩大城市就业的重要领域。到2004年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共有从业人员3122.9万人，占全部服务业从业人员的20.3%。1997~2004 年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6%，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产业总量仍然不足，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由1990年的43.5%降至2003年的37.4%，比美国低20多个百分点；传统服务业份额过高，200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17.4%，明显高于美国（7.9%）、日本（8.8%）、德国（8.8%）的水平；地区发展差异拉大，东部地区占全国产业总量的比重达到58.0%，增长贡献率达60.4%；新兴服务业投资不足，大量投机性资本涌向房地产业，2004年房地产业占服务业投资比重41.9%，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技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只有6.1%；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进入仍有种种壁垒和限制，2005年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资 71.3亿美元，只占全部外资的11.8%。总体上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主要有以下一些瓶颈：

　　1、改革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

　　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行业对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也没有完全开放。较高的进入门槛和狭窄的市场准入范围将绝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拒之门外，甚至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所有制结构单一，造成服务业部门资源流入不足，弱化了竞争机制在产业发展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其结果是服务业创新不足，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一些“热门”行业的价格水平明显高出国际市场，不仅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的成本效益也难以得到真实反映。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还导致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和不成熟，凸显了市场分工的不确定性，抬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削弱了工业企业外包生产性服务的内在动力。

　　2、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

　　目前，在我国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受竞争环境和自身素质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以至陈旧的生产模式，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 2000年，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中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只有12.0%，远低于美国的32.6%、德国的28.4%和日本的26.6%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3、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本地各类廉价资源（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对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和经济总量，逐渐成为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普遍的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即外资企业与本地经济的产业关联薄弱。外资制造业中加工型、出口型、生产型企业居多，而且大多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不足，呈现“二少一多”特征。即外资企业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此外，外资制造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物流服务、法律服务、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等商务服务，也表现出明显的外向化特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被割裂，产业链向服务业增值部分的延伸受到抑制。

　　4、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城市化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形成有效集聚

　　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较高的相关性。一般说来，高附加值、为生产服务的、新兴的服务业往往与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和产业，是服务业产业化的基本载体。长期以来，由于在战略上没有充分重视城市对工业发展的聚集和支撑效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2004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1.0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和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导致服务业面临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问题。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关键环节，得不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大量本应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务活动不得不在工业企业内部消化完成。

　　5、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和协作机制

　　随着中心城市在区域范围内集聚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产业要素能力的大幅提升，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基础不断被瓦解，建立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区别定位之上的区域分工体系越来越具有经济性和现实意义。但是，作为各城市互设壁垒、低效率同质化竞争的制度基础，分税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例如，以长三角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机场数己达每万平方公里0.8个，超过美国平均数0.2个，已经成为国际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江江苏段南京往下内河港口林立，能力一扩再扩，现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100多个，但大多货源不足、浪费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重复建设、结构雷同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服务业增长的集约化程度，牺牲增长效率。

　　6、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政策性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