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人士皆称，机器人的出现目前还鲜有导致工人遭遇被裁的现象，因为“机器换人”才刚开始，在整体上仍不能解决用工荒。在大多数机器换人的工厂，还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原始的，以大量工人人手衔接的生产线。

机器人的混战

如 斯局面之下，机器人产业也迅速地进入了中国的高速车道，并被各地政府和产业资本催鼓为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中国工厂们“机器换人”的生产线上，工位争 夺战正在打响，各种自动化实验遍地开花——然而，机器人能否彻底换掉中国工人，仍然是未知之数。反倒是哄哄闹闹的国产机器人产业，又似在重复“中国制造” 的老路。

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方政府们都在给“机器换人”做推手，施以事后奖励、拨贷联动、设备租赁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援助。在东莞和顺德，对设备购置费给予10%补贴，单个企业补贴额最高达100万元。在浙江，企业租赁设备实施“机器换人”的补贴达到了15%。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机器换人政策，大多指定当地企业的装备产品。在近两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超过40个机器人产业园，对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招商也呈现白热化。广州一家龙头机器人企业，曾被上海以3亿补贴招徕，最终广州为留住企业，不但许诺同样条件，还以地皮“相许”。

广州数控研发部主任陈其忠曾为机器人投资算过这样一笔账：建立机器人制造厂至少需要2亿元，然后每年产销1000台以上，否则盈利便无从谈起。在大量资本进入智能制造业的时候，很多工业机器人已开始以“白菜价”叫卖。

“为了上量，很多自动化公司做项目就拼命上本体、卖本体，一台赚个一万块、五千块也行。”农百氏说。

实际上，国产机器人有着与“中国制造”相仿的发展轨迹：包括减速器等部件仍依赖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进口，产品基本上还是“组装”而来；另一方面，口碑和技术皆发展多年的海外品牌在市场里更有竞争优势，国产机器人基本上才去销价求存的策略。

工博会上，中外机器人制造商竞相展览。

无论如何，在政府们的动员之下，中国的工厂们正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机器换人实验。温州在2014年要组织500家企业开展“机器换人”工作；东莞官方资料则显示，有接近70%的企业投入资金开展“机器换人”工作，92%的企业表示未来2年将继续加大投入或考虑开展。

主要从事出口代工的东莞龙昌玩具集团是其中的一个机器换人的企业。在上周，龙昌负责人用工人减少的数字，以及良品率上升的幅度，对《棱镜》表现其推进机器换人的成效。

实 际上，玩具行业是中国制造近年受诸多环境制约的“重灾区”，东莞龙昌负责人坦承，集团本身已有厂迁移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往外 走，”这位负责人说，“留在东莞做‘机器换人’，一方面因为东莞的配套政策，另一方面也因为集团领导人有‘永不放弃’的决心。”

浙江温岭的必克体育用品公司也做了颠覆性的尝试。制鞋业普遍被认为高度依赖人手，全自动化制鞋技术目前从全球来看都未见成熟，该公司则投入数百万元，购买设备建造了一条以18个工人去代替原来60个工人的自动化生产线。

对 于制造业重镇们来说，“机器换人”也成了企业技术改造、乃至产业升级换代的先锋措施。东莞政府已经表明，要对电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家具、鞋业、 化工、物流等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领域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应用项目。

事实上，对于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来说，“机器换人”未必是符合实际情势的选择。多家工人数字不超过200人的工厂主都对《棱镜》表示，它们没有在自动化投入上有足够投资以达到政府支持补贴的程度，也看不到未来两三年的订单前景，于是只能谨慎考虑。

在那些做了机器换人的大工厂，生产经理们还得面对各种“实验成本”：机器人难以处理鼠标滚轮嵌入的动作，机械手抓不住“又重又脆弱”的陶瓷，自动运输机爬不上角度太大的斜坡，林林总总， “哪怕是砌墙，只要砖头规格不是高度一致，机器人都做不了。”

经理邓邱伟说，对于中国工人们来说，机器人和自动设备的上马，至少给他们成为“蓝领”工人的机会：“至少，负责调控机器人设备的工人会少一些重复劳动，工资会高一点，而且还有上升通道。”邓邱伟说，“这样他们也能骄傲一点。”

工人廖玉禅对此的想法，则更诗意一些——她对《棱镜》说，自己更喜欢解放和自由，甚至可以听着音乐，玩着手机在工厂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