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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回应为工商局普法：更高的，我做不到 赵正军觉得自己活得名正言顺，但他并不能满意仅仅“盈利”。很快他开始变为一个给各种行政部门“找麻烦的人”。自2006年开始，他相继提起了四百余件行政诉讼和八百余件行政复议，每件都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10月19日，忙完诉讼的赵正军回到家，收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邮件。“很意外，很感动，很开心。”他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得奖感言式口吻，“几乎彻夜难眠。” 今年1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编写的会议纪要”。1月20日，卫生部拒绝了赵正军的申请；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赵正军的申请。 这一天他已等了很久。“我做过这么多诉讼，有时一天就要收好几个判决。胜与败经历太多了。”他说自己每年发起的诉讼在一百多起，复议则是三百多起，“但这次，真的特别激动。”那晚他一个人咯咯笑了好几次，惹得妻子嗔骂：“神经病！” 月入过万的“无业”者 生于1973年的赵正军即将步入不惑之年。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位农村居民，各种文书表格上他的职业栏都填“无业”。但他是个忙人，空闲时间都在郑州市的法院和工商、行政、质检等部门间行走。他没有业余爱好，回到家里就在网上忙着各种研究，以及准备新的诉讼材料。他说自己闲不下来，最近已经感冒四十多天也没空去医院看看。 虽然“无业”，他却衣着得体入时，在距离老家几十公里外的省城过着月入过万的中产生活。 他是“职业打假人”。每个月一家三口的收入都来自他十次购物——由此产生的赔偿。他溜进一家超市，不出一小时推出一筐食品，结账走人。接下来商场就等着工商部门通知，因为消费者赵正军已经拿着这堆食品及一份详细标注每件商品标签违规之处的清单来举报。 “这事对我来说特别容易，因为我掌握的标准比他们多。像矿泉水有些没标注配料，一些食品没标注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等等，我走马观花一看就看得出来。” 在接下来的调解中，赵正军一般能拿到6-7倍金额的赔偿。“并不是每次都能拿到赔偿，也有失手时。但食品本身价值也不高，赢了输了也无所谓。”正因如此，他并不像一些专买大宗电器的打假者，那样意味着获赔风险的急遽提升。 “要是处理不了咋办，那不是砸手里了？而且我不希望让他们（商家）损失太多，”他慢条斯理的讲述有种诙谐感，“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让他把问题改正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购物大约每月十次。但这从来不需要专门的时间，都是他在各种奔波忙碌的空隙里，见缝插针完成。从33岁那年开始，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养活自己。 赵正军显然对自己的身份未获社会认同不甚满意，因为“多数人还是觉得我不务正业”。而知名打假人王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打假就是个生财的职业。“民间打假是制度设计给全体公民增加的一项福利，打假动机的功利性并不抵消结果的公益性。他的收入越好，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做，所以它就必须是一个盈利的事情。”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马骋也持类似观点，“我认为他并不高尚，但他并不卑鄙。这样的人我认为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政府把监管这一块基本放弃了。如果政府监管有力，王海、赵正军这样的人早就失业了。” 赵正军也觉得自己活得名正言顺，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盈利”。很快他开始变成一个给各种行政部门“找麻烦的人”。自2006年开始，他相继提起了四百余件行政诉讼和八百余件行政复议，每件都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因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受到的干扰很多，胜率很低。”他说，“郑州市对外宣称的只有30%，但我能赢50%-60%。”令人惊奇的是，赵正军打官司从来不带律师。从起诉书起草到庭上辩护都是他一人包办。“请不起啊，你看我打了多少官司。” 初中毕业的赵正军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在经历最初两年的屡战屡败之后，他开始驾轻就熟。他行事低调，为人谦恭有礼。不过当受到“聪明”的夸奖时，他会不否认地呵呵一笑，“勤能补拙嘛。” 不知疲倦的玩牌者 赵正军出生于郑州下辖的巩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他对人生的想法是“写点东西”，在十几岁过早结束学业后，与周围的人一样开始打工、做生意。他开过饭馆和房产中介公司，有着商人的精明和勤奋。2004年，某电信公司在郑州市范围内对用户强制收取每月5元的信息费。他直接找到省发改委投诉。 “为什么不是找电信公司？” “找他们的话结果不就是把我的钱退了吗？但是找主管部门就不光是给你一个人退了。”他说。省发改委没有处理，他便将两家单位一起告上法庭。 他败诉了。但是因为媒体对此案的报道，电信公司取消并退还了所有用户这笔信息费。这让他很受触动，“感觉自己利益得到保障，也给其他人做了贡献。” 与多数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政诉讼和复议上。他说后者给他带来的成就感，远超过那些轻松的赔偿所得。 2006年，赵正军来郑州市打工，也开始了他的“疯狂”投诉历程。对法律的不熟悉让他碰了不少钉子。“很多问题不知道核心所在，也不知道如何走程序。起诉了就是败诉，上诉还是败诉。当时感觉很艰难，很灰心。” 工商部门的态度也让他沮丧。“比现在差远了。一般投诉是没下文，顶多偶尔给你打个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处理了。” 他在以自己的努力来对抗这种挫败。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这成为他扭转困局的福音。 (责任编辑：laiquli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