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丁勇一家三口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租住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却无法享受当地的廉租房，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扬州等地打工也从来没交过什么社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屋的比例仅为0.6%，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也仅为13.5%，绝大部分仍为雇主提供宿舍或与人合租。事实上，即使是独立租赁房屋，不少农民工也只能租住在城中村的棚户区内，城市中的廉租房等与他们基本无缘。

除了房子、社保外，子女教育问题也让许多农民工头疼不已。为了能让6岁半的儿子在福州本地上学，来自贵州的农民工周鹏不得不恳求老板出面疏通关系，并交纳了3000元的赞助费；而因孩子无法在打工地入学，河南固始县有很多年轻妇女无奈返乡，照顾孩子读书。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遭受权益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拖欠工资、不签合同、拒缴保险等常见的权益侵害现象外，一些正规企业的权益侵害行为由显性转为隐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主动，但普遍缺乏有效的维权手段和平台。

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4.3年的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的12.4年，但其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差并不是很多，分别为14.1%和19.5%。

调研中，有农民工向记者反映了一些隐性侵权的案例。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23岁河南姑娘李丽说，因为周末加班费高，富士康会对周末加班的员工在其他时段进行调休，这样就可以少付、甚至不付周末加班费。

记者调研还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过于严苛的企业管理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例如上班时间不准随便走动、不准讲话等，但对于这些行为，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维权手段。据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介绍，富士康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静音模式”，即工作时间两名员工之间的讲话声音不能被第三人听到，许多员工认为这是对他们人身自由权益的侵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后来还是媒体曝光后，富士康才中止了“静音模式”。

隔阂暗生

由于种种障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无奈地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导致“无用感”“无根感”和“无路感”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

1980年出生的河南固始人卢文营2000年出去打工，在温州、东莞、重庆等地的鞋厂、酒店、K T V里都干过，13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回到老家一家水龙头配件厂当工人“我是典型的啃老族，在外打工13年没有攒下什么钱，挣多少花多少，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全靠父母支持，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想凭打工在城市立足太难。”卢文营说。

和卢文营一样，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认同感，不认为凭借打工可以改变现状，实现自身诉求。

在成都新九眼桥劳动力市场，记者见到了1982年出生的电焊工林大付，他看上去像40多岁，两鬓霜白。2003年以来，他在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打过工，前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成都，老婆没工作，孩子3岁多了，还没有上幼儿园。

他说，我们一家现在租住在郊区的瓦房平房里，一个月200多块钱，我的打算是要在成都一直干下去，并不是说习惯了城市，而是在城市打工毕竟每个月有几千块钱，回到老家的话，在农村种地根本挣不到钱。

“但成都不是想留就留的，先不说房子，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很高兴了。房子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至少要七八十万，没有这个心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社保？当然没有，我们也不愿意交社保，交的越多扣的越多，我们宁愿多给点实际工资。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是连这个都很难。”林大付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留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从而滋生出浓重的被遗弃感。

27岁的贵州开阳县人陈军2006年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在北京干过销售，在广东做过机器维修，2010年回到贵阳一家化工厂，今年3月因污染严重辞职，现在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他说，在城里打工一辈子都买不上房，也不可能回家种地，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在河南郑州富士康打工的王亮(微博)说，从郑州市区到我们的厂区，中间要经过一段没有高楼大厦、很荒凉的地方，郑州是一个城市，这里只是城边村，我们就像与世隔绝了，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每天只是上班下班，我们的世界只有方圆不到五里的地方。

王亮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女朋友李丽说，这里真是没啥可以消遣的，连公园都没有，刚来富士康的时候，一星期就想去郑州一次，现在都不想去了，在这里久了，觉得跟社会都脱节了，跟市里的朋友话都说不到一块了，不是城里，也不算乡下，感觉自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王亮今年花费十几万元在河南新县老家盖了房子“没有房子永远没有归宿感，城里买不起房，只能在老家盖，但是家里盖了房又住不了，我到底算是哪里的人呢？只能算是边缘人！”他说。

谈及未来，记者接触到的上百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显得非常茫然———空有期盼，却没有明确的规划。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愿意奋斗，却找不到通过奋斗实现上升的明确路径。

王亮和现在的女朋友李丽很快就要结婚，但对未来他还没有明确的打算。“结婚后，靠在富士康赚的钱肯定不行，可能会去跟着同学干装修。”王亮说，在富士康，同事之间很少谈以后的打算，因为都很迷茫，所以大家仿佛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李丽说，同事里，有些人过完年不干了，有些人结了婚不干了，“问他接下来干啥呢，他也不知道，就是走到哪里算哪里”。

在成都新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四川省简阳县26岁农民工叶平告诉记者，现在“80后”农民工压力非常大，“我现在单身，没车没房没技术没钱，谁跟你？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单身汉，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难得很，想学一门技术，经济和文化水平都不允许，哪里还谈得上未来”。 (责任编辑：laiqu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