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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但总的来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特征，就是高流动性。 郑秉文指出，近年来，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现在还处于手工转接阶段，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不像银行那样便捷。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十分尖锐。 郑秉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把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流管理的统筹层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级来；第二步，有条件的时候，应该把它提高到全国的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5亿人计算)，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农民工社保维权案难获受理” “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老了，已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却基本处于“没人要、没人管”的窘境，权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庆主要强调外出农民工给重庆带回来了多少钱，做出了哪些贡献。近年来，重庆市开始重视农民工在外的权益。前几年重庆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个专题处，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和维权状况。周立太说，专题处的一名负责人曾找过他了解过相关情况。后来，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农民工在外权益令人遗憾。 周立太告诉记者，农民工在社保问题上维权艰难，他与同行代理的农民工社保维权案，多年来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多年来各地政府没有重视社保，如果把这个矛盾转嫁到法院受理的话，法院无法承受这个压力。”周立太说。 (责任编辑：laiquli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