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医院的挂号厅

9月15日的伤害

9月15日是周四，这通常是每个星期里徐文最忙的一天：上午会安排几台手术，下午还有坐诊的常规工作。徐文早上7点到医院，因为早饭在医院食堂可以保证。但午餐时间通常会被几台手术和下午拥挤的门诊挤掉。43岁的徐文是北京人，父母是北京非医学领域的大学教授。前年徐文晋升博导，在同仁医院耳鼻喉科担任喉科主任，事业开始进入黄金期。她大概1.64米的身高，很瘦，单身，最好的朋友是比她大5岁的同科室的赵守琴。“我们俩像姐妹一样。”赵守琴对本刊记者说。

作为优质的医疗资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总是有很高的接诊量。据同仁医院一位工作了30年的老医师告诉本刊记者，他自己在20年前，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60个患者。“看完之后，腿都迈不开了。看完一个就忘记了，根本不记得上一个看的是什么。但现在，一个主任医师半天就要看六七十个病人。”徐文的门诊量可能比其他的主任医师还要高一些。“因为她技术好，在同仁医院是有口皆碑的，人又和气，病人信得过她，复诊总要找她加号，她出门诊，从上午看到下午两三点钟很正常，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一直看病人，因为她不好意思拒绝病人。”“人情号”也是工作量的一个来源。“同事信得过她，愿意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托付给她，她年纪轻，也不好意思推脱。”一位曾经在实习阶段带过徐文的老医生对本刊记者说。

赵守琴告诉本刊记者，徐文总是要拖到19点以后才能忙完，自己总是等着她，好开车送她回家。“我们俩特意把家安得比较近，因为她生活上比较需要人照顾。”案发当天赵守琴正在美国开全美耳鼻喉学术大会，去年这个时间她们俩还是一起去的，这一届因为徐文当天下午要给一个全国喉科学习班讲课，没能去开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赵守琴一直把帽子里的碎发往回掖，一提起徐文就禁不住发颤。案发后，她在第二天早上看到短信立刻订机票回国，抛下长居美国一年没见面的丈夫孩子，回到了徐文身边。她每天都要去重症监护室看一眼徐文，她说“她父母年纪太大了，家里人又都很低调”。

9月15日上午，徐文在医院的东区做了4个手术。中午过天桥，约13点回西区看门诊，本来16点以后还安排有全国的研讨班。16点左右，王宝洺在候诊区向她脑后连砍7刀，徐文往诊室里面跑，诊室里当时只有一个实习的学生。

一位参与抢救徐文的医师说：“抢救手术过后，当麻醉的药力渐渐过去，意识慢慢恢复的时候，眼泪从她的眼角静静地流出。因为呼吸不好还不能脱离呼吸机，呼吸机的插管让她难受，她挣扎着想摆脱。治疗的医生跟她说：‘徐文，你坚持一下，你的手术很成功，等你好了还能做手术。’她不动了。”但一个残酷的疑问是，对于手术所需要的绝对精准而言，一只肌腱被砍断的手臂还能否胜任？“他彻底把她毁了。”赵守琴对本刊记者说。

被伤害的不只是徐文的身体，还有宝贵的医疗公共资源。在9月17日的嗓音医学及嗓音外科学习班上，有学员提出让徐文的学生胡蓉讲讲“支撑喉镜下喉硅胶膜置入术治疗声门型喉狭窄”。胡蓉将手术过程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抱歉地告诉大家，自己可能有些地方不是特别了解，因为这个手术目前国内只有徐文做得最多，也只有她，才能将整个手术过程、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以及患者的预后等讲得清楚。

徐文受伤后同仁医院100多名医生组织了在医院内部游行的活动。“我们觉得非常无力，因为没有制度保护我们。”同仁医生、也是徐文的大学同学和同寝室室友李洁说，“80年代我们入学时还是觉得医学很神圣，我们是要治病救人，把患者当亲人，可是医改越来越深入，社会对医生的总体评价是越来越不信任，患者把我们当仇人，当骗子。”

医院之强

王宝洺和徐文相识于2006年8月30日。王宝洺因为持续声音嘶哑4～5个月，经熟人介绍，首次去同仁医院就诊。对医患双方来说，都不算一次顺利的诊治。王宝洺认为，第一次手术未能完全清除癌细胞，是因为徐文给他做了一个“伪手术”——“将完整的肿瘤撕裂、损坏得支离破碎，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使散乱的癌细胞迅速发展、扩散、危及了我的生命。”而徐文的困惑在于，自己尊重王宝洺的意见而制定的治疗方案，始终不能得到王宝洺的信任。赵守琴对本刊记者说：“徐文说过，这个患者总是不相信我。”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相互猜疑，要从一次仿效农村经验的改革说起。对自认整体拥有较高的智力，属于社会精英的医生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医改开局。“1983年，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医疗领域也开始推行承包制。政府只提供医院经费的10%，剩下的则由医院自负盈亏。卫生部一位领导亲率工作组去一家医院，签订了一份500万元的承包合同。到1985年，承包制的试点医院已经达到4家。此后向全国推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本刊记者说。同仁医院自然也在改革之列。一位在同仁医院工作30年的老医生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他所在科室与院方划定四六分成，院方得六，科室得四。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个市场经济下的多赢格局：政府摆脱公立医院投入的财政包袱，定点医疗制也随之取消，原来圄于地域的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开放的资源在市场上待价而沽。患者的自由流动和选择，还能促进医疗服务之间的竞争优化。一些西医学在中国的“嫡系”医院，凭借其历史和声名，迅速成为市场中的赢家。北京同仁医院也在其中。同仁医院的前身是1886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开办的一家眼科诊所，是中国最早开办的西医诊所之一，历史甚至早于协和。到1949年成立时，它已经发展到有百余张病床、成为华北地区首家传播西方眼科医学的中心。

对这些有着悠久西医传统，并且术有专攻的医院来说，虽然失去了政府的拨款，但却获得了一个庞大的市场。2000年以后，同仁医院门诊、急诊量以每年10万到15万人次的数量猛增。医院原来不足30亩地的面积已无法满足病源的需求。2003年，为拓展就医空间，医院收购了金朗大酒店，成为同仁医院东区；并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签下一块“飞地”，建起了同仁医院南区。至此，同仁医院总建筑面积从原来的7万多平方米增至19万平方米；病床总数翻了一番，达1759张；年门诊、急诊量增加了50万人次。要描述这个日益增长的经济体以及它创造的经济价值，清晨的挂号大厅是个形象的说明。本刊记者观察，早上7点，同仁医院西区挂号厅内已经排起6队长龙，队尾排到了大厅外。不到半小时，挂号窗前的液晶屏幕滚动显示，眼科专家号已经全部挂满。几分钟后，耳鼻喉科的专家号也满了。到10点左右，大厅内已经空空荡荡。液晶屏显示：眼科已全部挂完。床位管理中心，眼科会诊中心实行实名挂号，出示患者有效证件。只剩下号贩子们在内外逡巡，向面带失望之色在挂号厅前张望的人吆喝：“专家号，200元一个。”他们依附在一个特殊的庞大经济体上，吸取其中因为医疗资源和患者数量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产生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