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是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病源，也有最松散的行业管理，最可能获得医生的成就感和技术的磨砺，但也最可能遭遇无妄的伤害。一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国外的医生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行业协会和行业规则，一个医生可作为的界限是非常小，但遵从这些规则的医疗行为就将受到保护。中国则大不一样。中国在一项新医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并没有任何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也没有具体专业的标准。心脏搭桥手术，甚至一个社区医院都可以做，没有一个行业共同体在确认行业规则和规范医师的行为。”

但没有限制也就意味着没有保护。“当医患纠纷发生时，通常是医生一个人在战斗。医生的行为难以得到来自行业共同体的确认和认同。”一位三甲医院的医务处处长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医院来往人流复杂，但按照国家规定，医院是事业单位，不算公共场所，因此警察都默认“在院外能上手，在院内不能上手”。这位医务处处长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例子。曾经院内发生患者情绪激动后动手的事情，警察来到现场却不作为。他们给院方的解释是：“这只是一个纠纷。如果患者告我，可能会让我脱警服的。”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

好医生的标准

徐文似乎并没有受到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的影响。赵守琴对本刊记者说：“她从没抱怨过现在医患矛盾多、纠纷很复杂之类的事情。”在一些对医生的评价网上，她的技术、态度、价格的评分都在80分以上。同仁医院医政处的记录上，徐文得到唯一一个投诉就是来自王宝洺。

“徐文的个性很单纯。”赵守琴对本刊记者说。和赵守琴偶尔一起去看电影、买衣服，就是最大消遣。“上次看的是《哈利·波特》。”“她的书几乎全是专业书，除了睡觉她永远在看专业资料，她已经完全沉浸在其中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其他的事情她永远说没时间。”赵守琴虽然觉得心疼她，但又觉得“她这么单纯做一个医生，也是挺幸福的事”。

在徐文的人生道路上，一直是单一的、顺利的。在首都医科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2003年她在同仁得到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同年开始去美国匹兹堡大学、耶鲁和威斯康星进修嗓音医学及言语病理学。然后又回到同仁来工作。有病人写信说自己在家乡的医院碰到的医生“趾高气扬”，没想到来了北京，却碰到这么一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夫，“几次去她都下班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坐诊”。

大学同学也是同寝室的李洁说：“我们知道徐文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又很朴实。学习上总觉得她像50年代的学者，极其认真，据说是家风。”徐文的教养让她对病人、同事和同学都几乎不流露多余、夸张的情感。“她永远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论文、学术研究、分析报告，我们看材料太多经常一目十行，徐文总是在斟酌、修改，就是一个很短的发言稿，徐文都要一字一句地琢磨很长时间。”徐文的专业是嗓音，同仁以五官科为传统强项，徐文依然能脱颖而出。“我觉得只能用出类拔萃来形容，优秀都不算什么。”徐文对自我要求极高。赵守琴说，和她一起坐飞机，徐文永远抱着电脑，在起飞和落地不能开电脑的时间里，她就拿出打印好的文章来读。“有些人有晋升压力，但她没有，在这个年龄段里，她已经走到最前面了，医生的努力都是在点点滴滴的细节和每一个手术的钻研中体现的。在嗓音学领域，无论手术还是报告，除了我们的导师一级，国内她就是顶尖了。”

在医生的评价体系里，徐文几乎是个“完美的”医生。“我们这样的医院，这样的科室，要说有什么闲言碎语也不奇怪，可是从来都和徐文不沾边。我也相信医疗界有很多没有良心道德的人，但徐文和乱七八糟不沾边。她只知道学习，不然不会这么年轻就当上全国同领域顶尖的中青年专家。”“清白”是同事们对徐文的侧面评价，“任何不好的事里，都听不到她的名字”。徐文的单一路径，让她的同学只有“敬佩”。“她是医学院里学得最认真的，心思也只想做医生，从来没见过她和导师、官员、医药公司或什么人有意结交。”今年同仁医院几个高级别的奖项都给了徐文。“高水平的人这么多，就这么几个个人奖，医院会诊时医生们才互相有交往，我和她十几年同事，对于她得奖只听到了肯定的声音。”张晓君说。

追求医术精进的名医，却必须面对医患之间信任基础的崩塌，这对于单一只想着治疗的医生们成了难题。徐文一直没有和王宝洺正面沟通过，赵守琴认为，他们之间也没有可以沟通的界面。“我们要解决患者的病痛，但是心理上的隔阂真的不应该由我们来消除，顾不过来，又说不通。再碰上徐文这样柔和的性格，患者要求保留声带功能，徐文就给他保留。但徐文对他的癌症判断一直是比患者自己想象的要严重。2006年从8月到9月，术前活检从让患者去做，到做，拖了一个月。”一位从业30年的主任医师也告诉本刊记者：“美国有本医学小说叫《最终诊断》，真正最确切的诊断是在手术时，患者身体打开之后。在这之前，再高明的医生和仪器，都很难完全把握病毒的性状以及扩散程度。但医生在手术中不能擅自修改方案，现在医患矛盾这么突出，医生哪能说不经过患者同意就擅自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