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法制思想，是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按照孙中山自述，这是他立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实际，观察总结欧美近代史上所有政治法律制度的得失利弊，精心设想出来的最“完备”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实际上是晚生后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开始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面前，所能产生的最好愿望。列宁说孙中山是一位“充满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确，孙中山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竭尽赤胆忠心。因此，他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设想。这个民主制设想本身和它在中国遭到的悲惨命运，包含着极为深刻而又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美妙设想

　　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宣言中，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所谓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在这个国家里，凡为国民皆以平等的资格参加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并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宣言把实现这个目标分为三个步骤，即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这个期间，地方行政由军政府总摄之，有步骤地扫除积弊。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等等。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在这个时期，军政府把地方自治权，交给地方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即在全国实行约法之治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除兵权和行政权，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九○六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他在讲到三民主义时指出：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就是人人平等，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多数人，人人有天赋的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中国》）孙中山大声疾呼：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说，真正民权的实行，“国人同属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和平统一呼吁电》）后来他苦于握有兵权的军阀的横暴，极力反对用军权干扰政治，因为“盖拥兵以言政则政紊，拥兵以言法则法释斁”。关于民权主义，他在《建国方略》中作了这样具体的解释：在施行宪政的第三期，各县的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的政治，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即人民要做一种事业，要有公意可以创订一种法律，或者立法院立了一种法律，人民觉得不方便，也要有公意可以废除）、复决之权（即对议会立法进行表决、通过、修改、废除之权）、罢官之权。人民对于全国的政治除了选举权之外，其他三种权利就付托于国民大会的代表去行使，这就是民国建设告竣之时。孙中山把四大民权叫作“人民的权利”。他在《建国大纲》上说，宪法上除五权分立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县自治，行使直接民权。能够有直接民权，才算是真正民权；必有四大民权，才算是“纯粹的民国”。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怎样组成政府呢？即政体的形式怎样呢？孙中山为此创造了一种“新主义”，叫作“五权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又加两权，一是考选权，即设立独立的机关，对大小官吏都进行考试，确定官吏的资格。大小官吏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委任的，都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方得有效。一为纠察权（后改为监察权），即设立独立机关，专管监督弹劾国家官吏的事。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进一步申明：“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共和与自由之真谛》）后来他在阐明互权宪法时，对于地方自治又作了具体的说明，这就是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以下再分为乡村区域，受县领导。每县都颁布约法，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给予革命政府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成为完全自治的团体，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经达到完全自治时，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日行政院，二日立法院，三日司法院，四日考试院，五日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官吏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这就是五权宪法关于国家权力和政府组成的全部内容。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这些关系，即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行使，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在行政人员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司法、弹劾、考试三个机关都是独立的。行使弹劾权的有监察官。行使考试权的有考试官。他看到美国的监察权归议会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政府。他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也要独立。孙中山反对美国用财产限制人民的选举权，认为那是与现代平等自由的潮流相违背的。因此要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实行普通选举制。但是，选举应当是选有才有德的，能干的，怎样断定他有才有德又能干呢？他说中国有个古办法，就是考试。考试能避免在选举中凭嘴巴骗人的弊病，所以要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孙中山把民国比作一个大公司，国民是公司的股东，官吏是公司的办事者。股东是享有权利的，是一国的主人。所以他要在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四大民权。四大民权是管理政府五权的，五权分立是直接民权的结果，又是直接民权的保证。孙中山总结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所得而私也。”他自诩自己所创立的这种民主制度能够“既以济代议制度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孙中山认为，实行民权是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为了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必须从集会开始，才能达到功效。集会是实行民权的第一步。他曾经控诉清朝政府，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在司法上实行野蛮的酷刑拷打，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秩序而削夺我们的各种权利。他要求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