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这些法制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比如对于地方自治，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明朗地表白：“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之主义。”（《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他把自治与共和制度联系起来。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在撰写《建国方略》时，极力赞赏美国的地方自治，说美国未独立之前，十三州已各自为政，而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其立国之后，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他说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必须有一个训政时期，主要目的就是“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建国方略》）他认为，实行地方自治，使人民在基层直接行使民权，这是民主制度的根基，离此就谈不上直接民权。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回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他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屡遭破坏，民国有名无实的沉痛教训时，对于地方自治他说：有人说，立国根本在于人民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事，现应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国，国家才有希望。孙中山说，但现在的官僚，何尝愿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须看地方自治经费，统被他们挥霍尽净，致使自治不能举办。一九二四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驳斥联省自治派，他痛切地说： “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他指出，真正的自治，就是最好的政体，也必须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他在一九二四年作“三民主义”演讲时说：有人认为我国要富强，就应该学美国的联邦制度，这真是谬误到了极点。他说，中国各省，在历史上向来是统一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的独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造成的一个统一国家。可见孙中山此时对于自治的看法已从一般抽象走上了具体。他斥责说，搞割据式的省联，是军阀的省联，不是人民自治的省联。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孙中山提出“均权主义”的主张，即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一九二四年他在《北上宣言》中又说：在划分中央与省的权限时，要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这一切都表明，孙中山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关系上，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集权与民主的关系上，孙中山总结中外历史和现实的许多矛盾现象，一九二四年得出这样的见解，他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正如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他还说，政治里头又有两种人物，一种是治人的；一种是治于人的。他的五权宪法要起到这样两个作用，一个是把自由的力量与维持秩序的力量调和统一起来；一个是打破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划分，实行真正的“民治”。他批判当时一些青年人追求极端的自由，说这种无政府中国古代就有了，青年人不去过细研究，反去拾取外国的牙慧。他主张自由与专制这两个力量双方平衡起来，不要各走极端。孙中山进一步论证说。法律就是人事里头的一种机器，宪法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人民必须能够治，才能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我们现在讲民治，就是把机器给予人民，让他们自己去驾驶，随心所欲，去驰骋翱翔。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就是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政事。孙中山坚决地排斥这样的观点，就是把民权当作自由的等同物。他指出，人们都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什么是散沙？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孙中山的看法，就是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他说我们革命党自来主张为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他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的弥勒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 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真自由。孙中山对自由的看法，包含了时代的合理性的一面，也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在新时代面前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认为，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必再去多求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如果我们要抵抗这种外来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在孙中山看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不但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他把辛亥革命后，至今还建不成民国的罪责也归结到这方面，说就是用错了自由的坏处。党里是这样，军队里是这样，各有各的自由，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所以袁世凯打败了革命党。他强调，我们争的是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学生的自由，军人的自由。

　　对于平等，孙中山也作了煞费苦心的考虑。他说，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革命就是要破这种人为的不平等。但是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西方资产阶级把商品货币关系叫做天生的平等，孙中山讲求实际，直言不讳，认为这当中不会有平等。他说，在专制帝王推倒了以后，人们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殊不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把这种平等说叫作“假平等”。他提出了一种见解，即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就不能有平等。他断言，一律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孙中山说，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就可以了。看来孙中山只承认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承认其他方面有什么平等。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表白：政治上给我权利，经济上凭能力干！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他的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其实离开了经济的和阶级的平等，孙中山的民权也是个空名词。他为平等确定了一个空虚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民权。他说真正的平等自由要立足于四大民权之上，附属于四大民权之上，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孙中山为他的这种平等观制造哲理上的根据，就是把人类按天赋才能划分为三类：一是先知先觉，二是后知后觉，三是不知不觉。这就是三种不平等。但是他又说人类由于服务的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义。他从这里引导出按照民权主义建立国家政体结构的一个原则，就是把“权”与“能”区别开来。他说人类的大多数是不知不觉的实行家。民权政治要靠人民做主，所以中国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四万万人都是皇帝。人民通过选举，选出有才干的人，组成政府，管理国家，这些有才干的人就是专门家。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他们都好比是汽车夫、门卫，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能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他举出德国和日本做例子，证明有时政治专制的国家，反倒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