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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的现实是无情的。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致犬养毅书》中诉说道：“按之列强传统之政策，当不顾中国之政治图强，故有历次反对革命之举，此次吾人举动，亦当受列强种种之阻挠，可无疑也。”他指出，欧洲列强的经济地盘，在中国已甚巩固，所以他们最顾虑的是，革命成功危及他们的利益。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陈述说：辛亥革命以后，列强帝国主义对中国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是一贯的、一致的。 中、小资产阶级在国内受到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军阀的摧残，同时也受到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压力。孙中山说：“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显然是指买办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推悴。”（《建国方略之三》）当时有一派人提出要用商人政府代替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孙中山揭露说：这种商人政府若是同样要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孙中山说他建立的是“全体平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以代表 “全体平民”的利益，不限于商界。当时在广州有一伙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利用商团武装，反对国民党政府，要组织商人政府，于是发生了商团暴动事变。总之，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始终是腹背受敌，多灾多难。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孙中山一线希望。他说，美法等国“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他在一九二一年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他说，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也一齐打到平等。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象这样的好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孙中山还看到，俄国政府是由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组成的，所以他们政府所持的政策，对这三种人特别优待。孙中山把这种政体称为“近来新发生的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民权主义》）所以他在《致蒋介石手扎》中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但是孙中山的学习俄国，并非要改弦更张，而是要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纳人到他的民主共和国方案里去，更加坚持他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只多是把他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推得更彻底、更完备一些。他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中国同俄国，照革命的关系实在的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制度也不能相同。作为资产阶级代表者的孙中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存有极大的矛盾心理的。这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对此是怀有戒心的。孙中山至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要求青年和工人助他一臂之力，去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同时又害怕青年和工人把自由用过了。他说，中国工人推倒初发生的资本家，实在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外国的经济压迫问题却解决不了。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经济压迫。所以应当想一个方法，来抵抗外国经济的压迫。总之，就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和矛盾重重的国度，产生了孙中山的完善而美妙，但永远无法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 孙中山的悲剧和中国的出路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铸成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也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完备设想。同样也是这些矛盾和历史进程又注定了孙中山的完美方案的破产。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它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因此为实现这个方案的任何努力只能带来无穷的灾难。国际帝国主义不能让中国建立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内的封建势力、封建军阀、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也不能让中国建立起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它们互相勾结，死死地缠住了中国。另外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抹杀的。孙中山的一个大功绩，就是用他的完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悲剧，告诉了中国人民：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悲愤地指出：民国成立，去了一个满洲的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的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他说，他的党本来是想救国救种，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但是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建国方略》）当年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演说，说他破坏的是一专制政治，而今有三专制政治起而代之，即官僚、军阀、阴谋政客，揽有民国之最高大权，所以国家政治更加恶劣了。二次反袁失败，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召集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但是在国会和军政府内部，以及各省大小军阀之间，各怀心腹事，连一个统一步调也无法形成。孙中山无可奈何地辞去大元帅职务。在辞职通电中他说：“文于斯喑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孙中山还说，他的党的党员在破坏清朝皇帝专制制度之后，已多不守革命的信誓，不服从领袖的主张，结果不过是以新官僚代替旧官僚而已。他回顾辛亥以来的斗争，说最初革命党将政权交给了官僚，结果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他们滥扑滥杀良民，贪赃枉法，比满清尤坏。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孙中山多次哀叹：革命党能够创造一个民国，不能建设一个民国。在破坏专制制度时，大家都赞同；在建设民国时居然起而反对。结果民国成立十几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孙中山也在苦心地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有时他说，是由于革命党向旧官僚、军阀妥协的结果。而此种妥协，实际上是间接地与帝国主义相调和。有时他又进一步说，现在民国灾患祸害的根源，就是因为革命没有象俄国革命那样，把旧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肃清。有时他又抱怨人民的不觉悟，发挥不了主人的作用，他说，民国始终建设不起来，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民不了解本党的主义，而革命没有民众的拥护和同心同德的一致行动，是不会成功的。他认识到中国的事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但是又不相信人民的能力和觉悟。他说，因为人民发挥不了主人的作用，那般旧官僚和军阀连成一气，便大胆来把持政权，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孙中山还觉悟到迷信立宪和宪法的错误。指出，什么立宪，宪法之类，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和行动，也只是一张废纸。假使只有白纸黑字的宪法，绝不能保证民权，使不受军阀的摧残。民众如果没有组织，虽有宪法，民众自身也不能运用，就是没有军阀的摧残，也不过是一张空文凭。在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甚至觉悟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因而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有时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革命党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在谈到他的民权主义、五权宪法不得实现时，他指责选举的方法不好。他说，从前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大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不问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做议员，这就使议员本体不好，加上受外界武力的压力，不仅不能行使职权，而且那些议员总是不顾民利，只顾私利，只要给钱，便去卖身。全国人民对于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实际上，当时按照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湖南搞的省自治，在广东搞的县自治，只不过成为那些封建官僚、政客欺骗人民、谋取私利的政治把戏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