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孙中山提出了“民权”与政府的“治权”的关系。他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统率国家迅速前进。他说：“政”是众人的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 “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 “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他断定，在一个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它发生很少的力量，就是没有力的政府；若是要它发生很大的力量，就是强有力的政府，它所作的事业当然是很大的，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的。孙中山切望中国也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去运动全国。他期望这样的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孙中山担心，由于人民害怕那过去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所以生出反政府的观念，这就会削弱政府的力量。他的主张是，“政权”要完全交到人民手中，这是民权；“治权”要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象这样分开，就是把政府当做机器，把人民当做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人民有选举权，又有罢免权，不仅可以把机器开出去，还可以拉回来。人民的这两个权，就是管理政府之中一切官吏的，可以放出去，又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服从人民的自由。国家除了官吏以外，其次的就是法律，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有了创制权，又有了复决权，就可以决定法律的立废。从前人民没有这四种权，人民选举了官吏和议员之后，便不能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即所谓代议制政体，那是不彻底的。现在是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这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孙中山在立宪、护法屡遭失败之后，对于宪法的作用也有比较清醒的看法。他说，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使不受军阀之摧残。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本身亦不能运用之。

　　综观以上，孙中山用二十世纪初中国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眼界和心愿，全面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经验，为建立一个完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了煞费苦心的设想。这个设想虽然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空想成分，但在思想成果上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比较彻底的、完备的理想化蓝图，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最后总结。

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重重矛盾

　　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资本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爆发。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制的一切弊病和矛盾全部暴露出来。中国本身已经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国内的封建专制主义还十分顽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把中国拖进了混乱、破产的灾难深渊。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开始了新的战斗。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当它一出世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它是先天不足的一个晚生。它要求成长壮大，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道路坎坷，障碍重重，使它陷入了瞻前顾后、左右为难的境地。这就是形成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资产阶级在上升和革命的时候，向来是把国家和人民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孙中山抱着救国救民的一片诚心，他以美好而高尚的心愿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为建立理想的民主共和制度到处奔波呼号。他急切地寻找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政体、法律和制度，他苦心热血地进行探求。他考察和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产生发展的历史，看到了它的一切弊病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冲突，最后他也看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彻底解决这些矛盾所开辟的新路，但是孙中山始终不能超出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眼界。孙中山的法制思想，是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上阶级矛盾的一面镜子。

　　孙中山对于统治中国的反动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感到难以忍受的窒息，他满腔义愤地控诉说：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朦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贪婪勒索成风，已成习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伦敦被难记》）人民的任何生存、自由权利被剥夺一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呼吁》）对于由此而造成的内忧外患，他感到切肤痛心。他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到了欧美各国。孙中山开始对美国的政体十分赞赏，他说美国一经革命之后，所定的国体，至今百余年而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建国方略》）不过，他又说，一八九七年伦敦脱险之后，他在欧洲停留两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为欧洲列强者，也还不能登上民族极乐之乡。欧洲的许多有志之士，正在发动着社会革命运动。孙中山略有省悟地说，欧美有了民权，现在又要起革命，所以我们不能把学习欧美作为止境。若再起革命，这次革命不是徒劳无功吗？鉴于此，他要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他说这就是他的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的经过。但孙中山始终不明白，未来的社会革命与他所从事的革命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害怕这场革命，总想调和抹杀这场革命。孙中山在谈到他的五权宪法时说：五权宪法的根据，老实说起来，就是我研究各国宪法，独自想出来的。在全球奔走之余，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进行了详细考究。亡命各国时，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见得各国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出五权宪法。他对号称世界上最好的宪法的美国宪法，也详细地研究过了。他觉得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他说，要说一二百年前是好的还可以，现在便觉得不好了。（《五权宪法》）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缺陷流弊，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总结。第一，欧美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美国争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权。欧美革命，争民权的结果，只得到男女选举权。世界上民权发达的国家，不过是一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立了代议政体，都免不了出流弊。特别是传到中国，好处没学到，所学的坏处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不堪一顾。把国事都付托给这些“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孙中山主张拿欧美的历史来做材料，而不去步他们的后尘。他说，我们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不同，我们是要用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从而驾乎欧美之上。第二，民权与集权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他说美国的集权派战胜自治派的胜利，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争得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暴民政治，这是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德国的俾斯麦，用最巧妙的专制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在孙中山看来，这都是民权搞得过分了，反使集权制又取得胜利。第三，人民利用民权来反对政府。他看到，欧美经过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得过于充分，政府倒不能够做事，这便成了无政府一样。比如在美法争得自由平等之后，生出许多团体、政党和罢工、反领袖的风潮，便是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由于欧美已往所发生的流弊，我们重新革命便不可蹈他们的覆辙，不要为平等去奋斗，而应当为民权去奋斗，所以他提出了“发达民权，善用平等”的口号。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矛盾的现实促使孙中山把民主政体考虑得更全面一些，而这个全面性本身又包含了他的畏畏缩缩的保守性。如果说欧美资产阶级在上升和进行革命时，是无所顾忌的，敢于造成“暴民政治”，那么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就腹背受敌，前顾后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