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是处在这种时代的多种矛盾的漩涡里。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看看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我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所以他断然要在中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为此而踌躇满志地说：“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之”。（《〈民报〉发刊词》）孙中山立志要建立一个比欧美的民主制还要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认为共和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因为中国古代尧舜禹三代之治就是共和制度，而现今中国的农民“皆自治之民”也。共和制度又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学习。但是共和制度在欧美造成的社会问题怵目惊心，幸运的是中国还处在一个幼稚时代，所以一面可以实行共和制度，一面又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就是要学得欧美富强国家的办法，又剔除他们的弊病。法子一是“平均地权”，“定地价”； 二是“节制资本”，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这样把几千年的弊政，永远断绝。（《三民主义与中国的前途》）在政体上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宪法”。这当然也有中国的传统，就是自古以来就有考试制度，就有御史台主持风宪。不过，孙中山说，那是君主的奴仆，今天则是民权的工具。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为题发表演讲，说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他惋惜地指出：法美的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工人，一种是大富人，一种是大穷人。富人垄断国家大事，无恶不作，穷人做富人的牛马奴隶。这就免不了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因为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当时还没有资本家，所以我们要在资本出现之前，防患于未然。孙中山说的资本家是指垄断资本家。他说将来这种资本家出现了，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所以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全国财富分得很均匀，即实行民生主义。实际上孙中山从感情到理智都是属于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是为中、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他说，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应该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他说这种政策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大实业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但是他声明，他的民生主义，并不反对资本，不反对资本家，而是反对少数人独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他解释说，他搞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对外人维持我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是为了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病；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也。（《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孙中山既看到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无法摆脱的痛苦，又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鞭笞和宰割。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照欧美那样实行自由竞争，又竞争不过人家。实行自由平等和代议制，又后患无穷，而且帝国主义也不允许我们有什么自由、平等。孙中山说中国的革命不是为了争自由，而是为了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而加固团体的力量。正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孙中山反对一切个人自由，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包括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又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反对个人自由，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孙中山还幻想消灭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在他的民主共和国里，大家都利益均沾，同舟共济，甚至幻想利用外国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