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为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奔走呼号，哀声叹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接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但是，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运动，总的来说，没有同这些事件发生直接的联系，好象互不相干的两支队伍。当孙中山在广州举行护法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广大人民群众正在酝酿一场风暴。他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写作《建国方略》时，大谈他的训政时期的必要，说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进行教育。说四万万中国人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所以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则当保养之，教育之。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政于民。孙中山总是以先知先感的保姆自居，根本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他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又畏首畏尾地不知道如何去发挥人民的力量。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建国方略》）当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全国性的、有广大工人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时，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已经宣告失败，他本人沉寂在上海。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暴使他略有醒悟，但也只是看到了“结合者即强也”的一点道理，而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根本性质，以及这场运动与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的根本区别。他说：“前此主张国会必须恢复者，仅吾及吾党少数人耳，以此当大多数之反对，独立支持，二年于兹矣。若诸君（指五四运动参加者）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更拒绝吾人也。”（《救国之急务》）孙中山对五四运动有一篇专门的评论，说五四运动是思想界空前的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孙中山这时孜孜以求的，仍然是要人民来为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服务。孙中山这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对法律的迷信。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他在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对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的新的革命潮流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潮流，不仅未加接受，反而倒退到中国古老的封建道德中去了。他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他号召把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次是和平。他指责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孙中山的这段言论，简直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不仅如此，他还要唤醒中国固有的知识，即《大学》中的政治哲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还要用固有道德和平，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他把民权思想说成是孔孟早有的主张，而他的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监察权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实际上，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许多方面是为了防备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反叛”的。他的考试制度是保证那些有教养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捷径，而把他所说的“搬运夫”排斥在治权之外。他甚至于斥责学生宣传自由是不识时务。说学生闹学潮，是学生得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用。孙中山赞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制度，但又反对在中国进行那样的激烈的斗争。他说，这几十年中，欧美各国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这种学说和思想现在流入中国来了，中国学者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研究，想寻出一个解决办法。也是很艰难的。所以他要用民生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他还用几十年的社会进化来证明，说近几十年来，社会是很进化的，社会经济事业都是用改良的方法进化出来的，从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进步的。因此，他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是相冲突。社会进化的定律是生类求生存。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中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孙中山要在中国的仁爱和平的固有道德的范围内，把四大民权、五权宪法恩赐给人民，这在孙中山的主观上可能是一片诚心，但在客观上却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还提出这样的论据，他说：当马克思时代，认为工人要得到八小时工作日，必须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得到，但到了后来英国工人的八小时工作要求，不但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国家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他还举出德国的俾斯麦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的例子，说明阶级利益不仅可以调和，而且调和是有益处的。他说事实上八点钟的工作，比较十六点钟的工作，还要生产得多。所以资本家应当与工人合作。为了避免商业资本家的剥削，可以用工人合作社来代替，这就不需要社会革命了。而他的民生主义，大目标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不是共现在，而是共将来。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于吃亏。他的民生主义，反对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即对资本主义制度，只可逐渐改良，不能马上推翻。孙中山表示赞成仿效俄国把田地都分到农民手里的公平办法，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就仿效俄国的激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大地主，大家都是贫，只是大贫小贫的区别。小地主与农民在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的。所以孙中山主张，联络全体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矛盾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这叫和平解决。他一面说国民革命要以农民来做基础，但同时又不准备去发动农民起来推翻压在身上的封建制度。而没有争得解放的农民又怎么去享用他的四大民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