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干部贵族化，对上面负责，助长虚假伪善，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装腔作势。打小报告之风盛行，激发各种矛盾。某些掌握学校资源的学生头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官成为唯一锻练能力的机会，各种官职加起来几乎与总人数相当。

　　学生组织、社团官僚化，拉帮结派、形式主义的训练到了“专业水平”。学生自主的文化活动几乎得不到支持，除非能给官僚机构增光添彩。有的学生几乎是在完整地演绎着官场游戏。有能力的人干活，拍马屁的人沾光。

　　他们为权力欲所腐蚀，心理严重畸变，将来势必加入社会腐败的行列里，殆害无穷。邪气压倒正气，这个毒瘤也是学生群体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的最大诱因，它造成一般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怨恨、叛逆情绪，是不稳定因素的生长点。

　　五是文凭腐败。关于高考作弊猖獗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可知人们心目中最后这台天平到底破损到什么地步。

　　文凭教育离开教育的根本目的。造成社会和学校相互敷衍。社会只认外表、牌子，将文凭看作一种权力和资历的标志。学校自认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迎合社会的外在需要，肆无忌惮地掺水、造假，制造和批发徒有虚名的文凭、学位凭证。

　　由于学制延长，中学生考上大学就已经18-19岁了。而现在不象过去，考上大学就解决了文凭问题，还需要再上研究生(21-25岁)，甚至还要上博士(24-30岁以上)。研究生大多只是本科的简单延续，常常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基本是经过一年知识灌输后，再给导师(统称“老板”)打两年工。这种不自由的、被动的学习时间越长，精神资源消耗越多，天性中的秉赋越少，就注定了一个庸才的命运。有人说的不无道理：本科生60%是废物，硕士生80%是废物，博士生90%是废物。

　　文凭贬值损害着知识分子的尊严。硕士文凭的水份，比本科更大。有人预言，几年后博士学位可望成打批发，价格跌破两万元。各校为获得博士点资格不惜代价，行内人士说，没有10万元用来打点、打通各种关系，再硬的水平也不要考虑。

　　普通教师手上只有给学生的计分权，也常常被算计。直接送礼的好拒绝，大吼一声就完了。如果是动用熟人关系就难多了。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网的腐蚀下，学位成为向社会攀亲附贵的资本。洁身自好，反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甚至很可笑。

　　高校教师大多是些半吊子的“教授”，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和专业技术混合教育的产物。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没有学到真东西，走不出历史创伤的阴影。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为了买通关节，请客之风盛行。那些可怜的教师，打学生的主意是到了露骨和肉麻的地步。

　　教师待遇偏低，在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些大学乱送头衔，导致博导、教授严重泛滥。“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

　　教师不再是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不再是学府的职责。高校的人文文化和理论学科明显失势，学术思想奄奄一息，那些实用管理和技术培训成为主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给自身价值找到定位，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几乎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根据网上文章《堕落的大学校园》缩写，原作者hiter】

　　如果大学也只是追逐功名与时尚，不能反观自己，远瞰世界，深入历史，创造未来，就不可能培养并凝聚一批目光远大、学识渊博、修养深厚、境界高远的文化精英，那么社会便失去了精神脊柱的支撑，再辉煌的文明也要腐朽。

　　大学沦落为高级“市井”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地盘；如有破产机制，早已全军覆没了

　　中国大学道貌岸然的表象里隐藏的虚假，不会比基层社会少。各种怪事搜集起来，又是一部《儒林外史》。

　　1、缺乏学术自由

　　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60年代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看，有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看，有“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几乎没有余地了。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2、官僚化

　　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副校长各一到两人，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这些数字决定了大学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管教学、管科研、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简单的问题在相互推委中却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权。“领导班子”的体制只是增加官僚化，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至今也没有理顺。另一方面没有透明度，只有“班子”里的人无休止的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没一点作用。

　　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办公会讨论着无意义的话题，为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要接连开几次会。学术委员会忙忙碌碌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论资排辈地分配大锅饭。匿名投票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结果却给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只要走通了私人关系，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要提教授、博导，就得提前几年搞人情关系。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