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学校的负责人是本校毕业的，有的甚至从没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属子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这所学校。

　　学生方面，要走出熟悉的学校环境心中没底，担心从此上不来。本校能直接升学或者留校，由本科生上升为研究生或老师，还受到学校领导、老师的赏识，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回避了信心危机，还捡了个大便宜。有的学生上学期间成绩好，表现好，得到过各种殊荣，由此产生对环境的依恋，于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熟悉的环境。

　　导师方面，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考核稳便，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自己的学生在手下老老实实干了几年活，有感情联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时给个文凭就完了。很多导师(老板)自己没有创新意识，无非是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留个人作助手干些杂事而已。外来的毕业生不知底细，若是招来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与自己对着干，岂不是自讨苦吃。

　　学校方面，由于各校都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公开渠道流通的生源质量下降，学校间互不信任，各自截留优秀学生，形成封闭圈子的恶性循环。有学生已经被外校同意按推荐方式录取，但所在学校拒绝向外推荐。

　　很多学生本想考外校，以获得新环境的挑战，却面临与所考学校的学生进行不公平竞争，命运完全无法把握，通常只有10-30%的把握，有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陪考。考本校却有80-90%的把握，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

　　学界鼓吹的“学术伯乐”，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己弟子，提拔他们继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让贤”于他们。但他们垄断对外交往，一切包办，而且对学生任何自作主张，任何独立行为，任何标新立异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学生超过自己。

　　这种小农的传递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学术退化。他们能够维护一个单位的学术阵营，却难以造就真正的学术进步。有的学者年轻时没有做过主人，媳妇终于熬成婆，可以教训人了，把学生当做工具，体味一番迟到的主人滋味。

　　留在导师身边，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条件、机会是现成的，当教授、当博导、当领导、争项目，导师一句话的事。没有挑战就没有内在创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导师门下，徒子徒孙共济一堂，能够造成显赫的学术阵营，但由于学术基因的单一化造成思维封闭，创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会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国、全世界去竞争，就傻了。

　　勇敢走出去或者不得不走出去的人，没有现成的机会，人生地不熟，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闭式学术环境下，会遭到各种对于异己力量的排斥。但这种巨大的压抑也可能形成一种反作用，总有一些人身上被激发出主动探索的力量，他们争取难得的机会，从中锻炼自己的真正本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他们中间才能出现有作为的人。

　　从学术环境来说，任何单位的学科构成、教师风范、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校园风尚上各有特点优势，也各有局限，长期处在这个天地里不出去，环境的局限就会成为自己的发展极限。近亲繁殖使本校各学科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单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断引进外校新鲜血液，带来全新的力量，对每个人带来新的气息，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学校的整体活力。

　　从个人成长来说，大学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毕业时是正需要淬一把火的时候，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接受全新的挑战，防止单一模式下生活和思维过早定型，形成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早熟心态。

　　特别是目前中国学校还难以改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悟性。如果毕业了还不能面对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刺激，面对鲜活的思想文化或者现实生活，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所学的知识更加凝固，思维更加封闭、僵化，胸怀难以开阔，成为永远没有希望突破的桎梏。

　　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六个学部委员，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学部委员都没有。

　　学术退化、学术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近亲繁殖。某校发现一位博士生的严重学术舞弊行为，校长表示坚决处理。可是当事人的导师私下说了句：这年头，谁屁股上又是干净的？！一句话居然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可见这背后的黑幕之深。

　　西方学术传统正好相反，亚里斯多德针对自己的导师柏拉图说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名言。中世纪学术思想统一在共同的宗教范式内，这种共同信仰作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精神专制、思想独裁的依据，成为迫害异教徒的借口。但是，神圣的内在信仰逐步转化为统一的理性原则。西方大学就是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渊源之上的凝聚力，许多学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师承关系。有人分析诺贝尔获奖者里，前期得奖者的同学、弟子得奖机会相对较多。但是，在单一的学术体系里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学术活力的丧失。

　　大学有统一的规范，不同学者、学派间通常可以相互对话、交流，差异不仅不是鸿沟，反而构成统一体的内在发展动力。西方大学生毕业不能留校，但走出学校后作出了相当成就，可以回到母校工作，这就较好地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结合。

　　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喜欢人云亦云，而喜欢差异、挑战，欢迎年轻人提出不成熟的、没有论证的、甚至荒诞的灵感，新的见解常常更能赢得人们的重视。高明的导师决不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学生，他甚至根本不给他们讲授什么具体知识，而是指一个方向，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自己独立探索，只有当学生有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开始师生间的对话。

　　西方学术机构一般不留自己培养的学生，不仅作为共识，而且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美国大学不直接录用本校研究生为教师。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则分别为0，2.7%，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留校，至少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