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实际上，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曾经形成巨大的感召力，他们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诚恳地——并不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被迫——接受内心深处的思想改造。

　　但是，由于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政党权力一元化、利益集团化，意识形态教条化、非理性化，渐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思潮。独立的知识传统在1957年就可悲地中断了，这是以后20年间整个民族一系列悲剧的开始。

　　大学与知识分子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中止而结束，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

　　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体制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甚至以其职业的稳定，收入的增长变得令人羡慕起来。但是，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未能恢复，急功近利的风气反而助长了，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文化生态最严重的病变。我称之为“沼泽化”。

　　沼泽化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一潭死水，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形成富营养区，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和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这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就形成草地，人和动物行走其上，会陷入并葬身其中。

　　这个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的演变，人情关系网的运作，与现代中国大学的命运，有相似的原理。中国现代大学刚过百年历史，已普遍老化、僵化、腐败，陷入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体制泥潭里。

　　老牌大学近亲繁殖，关系网错综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年轻高校。很少外来人被选作校领导，更不用说当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师也大多本校毕业，本校提职称；从小不离父母，而且已经走不出去的家属子弟充斥各个部门。

　　领导、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信，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身边或者附近，相互照应，在低水平的封闭小圈子里；同一学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妒贤嫉能，武大郎开店，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才压抑，新人难以脱颖而出……。

　　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热中，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