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官”的磁石

　　当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尽管所有人口头上都说自己“没有官瘾”，不是“当官的料”，但无论什么官儿都像“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为了做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每班子换届，便会有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新鲜几天后不久又会有人开骂，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1)耽误许多时间。校级、校机关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2)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3)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谋私利”、“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可是当官对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1)锦上添花。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2)对提职晋级有帮助。身上有官职，即使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给你个硬性指标。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因为原则得罪人，还不如不当官；大学里有“政工教授”、“调研员”一类的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3)有物资利益。尽管大学穷，也有各种企业、办班、奖金福利分配，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如果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不仅容易多了，而且有油水可捞。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他们如今大多去世了；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及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多数也都已去世。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后毕业，他们数量不多，公认的更少。

　　文史哲这些老学科一旦没有权威，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人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历史短的学科，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谁，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使许多单位评职、定岗及日常工作搞得乱七八糟。

　　权威缺失表现在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没有哪家刊物算得上“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却很少有创新成果，基本没有读者；而一些办得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具体执行则是“多样化”，当权者可以任意宣布，报纸和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学术委员会实在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的时候，就只有靠字数来判定。

　　各种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性。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项目的审批，但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大都是黑箱操作。评审委员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剩余项目也需要人情关系。某教授的一项目得到3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4万多元。但它对申报者的前途关系重大，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各校科研处头等大事是抓“国家项目”。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大多是找些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关系出版，只印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获奖对有的人难于上青天，对有的人却是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不透明，黄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只要进入了人情关系的网络，最低也能评上个“三等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管理添乱！

　　5、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西方也有推举“优秀市民”、“美国小姐”之类，但这只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此名堂。而中国大学则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中国树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出了不少“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整个历史上的种类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大学的花样多：“优秀教师”、“模范党员”、“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还有海外、国内公司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像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其实这只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的蹩脚措施。人才不是靠行政力量选拔培养的，而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不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入选各种人才方案中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某系主任向人夸耀他系藏龙卧虎，有两名国家级人才，还有几个更大的人才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一两岁！

　　某些高校的定岗改革令人眼红如血：把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依次按级给多少经费。方案设计很好，但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却不可能落实，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谁越是按照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有些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也不可能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改革之后的校园像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