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某位大夫和患者的一段对话。医生：“您得的是糖尿病肾病，现在已经发展成尿毒症，需要做透析。”患者非常恐惧：“我不想做，试试其他的办法行不？”医生：“尿毒症到了终末期，什么办法都不管用了，只能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如果您还不赶紧透析的话，会出现少尿、无尿、电解质紊乱，体内毒素会越聚越多，可以引起心脏病、肺炎、出血等等好多并发症，最后活活憋死。您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赶紧做造瘘，瘘做完了不能马上用，还得等上个把月才能派上用场呢！有备无患，万一生命危险，拿起来就用，给自己预留出抢救的机会。”患者不堪这么冷、硬、直、白的科学论述，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铺垫和技巧的“告知”击垮了，躺在床上哭了一个多小时，心情和病情急剧恶化。医生的话有错吗？一点错都没有，句句道出了疾病的发展规律，处处为患者的疾病着想。但是，他忽略了得这个病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病人病人，而有的医生只见“病”不见“人”。有的医生一方面用现代化、高成本的现代技术治疗躯体疾病，另一方面又用不经意的语言制造心理、精神上的紧张和创伤。很多“医源性疾病”都是因为医生不解释或缺乏分寸感的解释而导致新的疾病，使病情加重。

    20多年前，笔者跟一位耄耋老人学了两年中医，后来因为没能从事这个职业，最终把学到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但老师有一句话始终让笔者铭记，那就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大夫，就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想任何一个研习中医的人，都应该乃至必须在传统的文史哲以及逻辑、道德伦理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磨练自己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习惯，光大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精髓，使植根于国学中的方法体系更深更牢。中医尤其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医学不仅仅是医学，更是人文的医学和综合的科学。

    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了解什么样的人生了病，比了解一个人生了什么病更重要。”表明他在几千年以前，就认识到了个体差异的重要性，而且从“什么样的人”这种语气看，似乎在他看来，社会性特点已经超过了生物性特征。由此看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不特别重视医生人文精神的培养。而现在很多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只重视患者的生物性特点，忽视患者的社会性因素。习惯性地把病人当作一台机器，就像对待机器故障一样去处理人躯体上发生的疾病，哪个部位、哪个零件有问题，就修一修，修不了的就割掉或是干脆换一个新的。在检查过程中，大量依靠仪器设备，机器代替了人的检查。有些医生在查房时连病人的身体都不接触。医疗活动太科学化而忽视人格，太技术化而缺乏人情，太市场化而缺乏人道。

     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感慨地说：她发现在国内看病，医生和患者很少交流。有一次，她去一家著名的医院看门诊，在10分钟里，对面的医生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她一回，对于她的疑问也是“惜话如金”。也许医生对她的“小病”早已“见多识广”，治疗上也是“胸有成竹”，但不管怎么说，医生目光和语言交流的缺位，总让她觉得自己没有被足够地重视。拿着处方离开诊室，心里装的全是不踏实，药吃还是不吃直犯嘀咕。

    网上流行一个台湾网友的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他写道：“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是我灵性的导师。我希望遇到一个不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没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随时跟我分享他的想法……”有人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医生，那可能首先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文字代表了老百姓心目中理想的医生形象。

    “医学是造福人类的学问，医学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的学科。”在2005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举行的“医学人文学科平台建设会议”上，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教授的讲话赢得大家的掌声。而遗憾的是，100多人的会场却没有坐满，而一个分子细胞学报告的会场却座无虚席。

    医学院校的人文教学其核心目标应当是增强医学生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而一些医学院校偏重于知识的补充，而缺乏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医患交流是一门艺术，是医生品德、修养、学识、技术、能力、经验等等的高度浓缩，21世纪的医生应该是细心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和敏锐的交谈者。医学人文素养值得医生好好修炼。

    医学有风险，认知有差异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常常听到媒体发出这样的警告。“医学有风险，用药有差异”，却很少有人听说。事实上，很多医疗措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伴有不良反应，随着医学的进步与发展，它只能减少而无法消除。现在，对于高风险医疗措施的实施常令医生进退两难，如不去实施而病情恶化，那是医生没有积极果断地采取措施，延误了治疗；如积极采取措施后出现并发症，那是医生的治疗措施给病人带来了伤害，患者和家属肯定不干。

    药物基本都有多方面的作用，当我们利用其某一方面作用时，其他作用就成为副作用，这也是无法避免的。某些个体对某种药物具有的特异性反应，事先也是无法预知的。如果不给患者用药或使用某种第一线的常用药物，一方面医生感到没能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另一方面病人也有可能指责医生不作为；而使用药物后出现的副作用可能会给病人带来伤害，医生有承担责任的风险。而向每个病人讲解所用药物的副作用几乎是不现实的。

    人类走进21世纪，尽管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不像报刊上经常看到的“突破了禁区”、“攻克了顽疾”。同一疾病的表现可有所不同，不同疾病的初期表现亦可相同，尤其是一些急性的复杂的病症很是扑朔迷离。医疗行为虽然有理论指导，有经验可依，但由于医学的极端复杂性，人类尚不能完全掌握对付各类疾病的办法，即便对于很多常见病，其发展和结果也有不可预测的一面，也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医疗实际上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对于一些不典型或比较复杂的疾病诊治，事后分析往往有或多或少的遗憾，但用“事后诸葛亮”的方法来评判探索过程中措施的对与错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