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们担心的是，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以前只要有1%的希望，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付出100%的努力。现在面对风险大的手术、复杂棘手的疾病，可能就会因为种种顾虑一味地规避风险，被动地采用防御性的医疗措施。在恶劣的执业环境下医务人员不能安心看病，很多医学研究也因此裹足不前。这样不但对患者本身不利，对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医疗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如果缺少探索精神，医学就难以向前发展。医生只有大胆探索，勇闯禁区，才能使医学创新发展，最终造福于人类。

    医患矛盾的解决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现在一提到医疗纠纷，无论是医患双方还是相关部门都感到非常头痛，医院和医生因不被理解而备感委屈，患者因讨个说法太难而异常愤怒，卫生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管理不力而觉得有苦难言，而司法部门因遇到不少法律障碍而显得爱莫能助。难道医患纠纷就真的没有“解药”吗？

    我们知道，医患关系紧张和医疗纠纷上升，原因绝不仅仅局限于医患两方，它涉及体制、医改、政府职能等深层次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100美元阶段，而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期间，都是黄金战略机遇期、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在医患矛盾凸显期，抓住机遇，改革攻坚，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政府无疑应该起主导作用，全社会也都应该参与，医疗卫生机构、老百姓、社会保险部门、药品管理部门、药械企业、媒体等都有责任和义务让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趋于缓和，走向良性循环。

    2006年1月16日，在北京积水潭医院50华诞庆典上，卫生部原副部长郭子恒先生在致辞中，重温了白求恩同志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一个训练班上的一段讲话：“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郭老在朗读这段话的时候，被几次掌声打断，而台上台下就座的全是医疗从业者和管理者。听得出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是社会的期望，也是医务工作者的心愿。

    改善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信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和长时期的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日前卫生部部长高强所言：“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要像中医一样，把很多味药配在一起，煎出一种药来。”我们期待着这剂复方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