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年来，医患失信，双方总是以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各大医疗机构中，病人就诊时随时记录甚至携带录音笔、小型摄像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的是保留证据，防范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而失去理性的患者和家属在医院内外打横幅、设灵堂、打人毁物、散发传单、贴大小字报……随着医患纠纷的增多和战争的升级，一群以帮患者或家属向医院讨要钱财的新兴职业╠╠╠“讨钱黑手”在南京悄然“上岗”。他们混迹在各大医院门口，得知有患者或家属和医院发生纠纷时，就主动上前帮助向医院讨要说法，以此换取“辛苦费”。这种现象出现在两三年前，但真正有一帮人固定从事这一“职业”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近一两年的事。开始，主要以南京城区的一些无业游民为主，这些人大部分都有犯罪前科，医护人员对他们都有一种恐惧感。后来，一些城郊甚至有些外地民工也加入到了这个“行业”。他们假装成患者的亲属，帮助患者和医院讨价还价；组织一些老头老太太围堵医院大门、侮辱医护人员；为了尽快拿到钱或是拿到更多的补偿，他们还采取恐吓殴打医护人员、砸毁医疗设施等手段，迫使院方为“息事宁人”而“自觉”出钱，以便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辛苦费”。医患纠纷甚至给医院惹来了“炸弹”袭击，让院方、警方虚惊一场。据有关资料报道，近年来，患者及家属对医院的投诉逐年递增，医患纠纷的规模、领域和恶性程度不断加大。据《法制晚报》报道：2000年北京丰台法院医疗纠纷案件收案5件，到2005年已经达到22件。而作为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受理最多的海淀法院，5年间案件的数字也增长了近10倍。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县以上医院一年的医疗纠纷索赔金额高达42亿元，已占医院医疗总收入的5.9%。而近3年来，北京71家二级以上的大中型医院，发生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事件1567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500多起，其中90余人致伤致残。

    医患纠纷严重影响了医疗秩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成了医院的心腹大患。以致很多医院不得不在医务处、门诊部等医疗职能部门的基础上，纷纷增设医患关系部，专门调解医疗纠纷，让既懂得医疗又熟悉法律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充当“救火队”的角色，甚至雇佣兼职或设立专职法律顾问。乃至在律师行业，医疗纠纷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类别。有的省市也开始出现医疗纠纷咨询机构。由此可见医疗纠纷已经尖锐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医患双方缘何冲突升级、战争不断？两者之间真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是不是现在的医疗水平下降、医疗事故增加了呢？而来自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则表明，近几年来医疗事故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明显下降。那么，医患关系何以剑拔弩张、箭在弦上呢？

    公立医院定位模糊、处境尴尬

    以往，医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救死扶伤几乎是全部职责。医护人员很珍惜这份职业，敬业爱岗成为主流风气。白衣天使既是社会冠以的美誉，也是医护人员内心的骄傲与自豪。对于患者来说，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维系了资源并不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个时期，医护人员在平和的环境下安心工作，患者也高度信任医护人员；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多以病例讨论汲取教训和批评教育的方式解决。真正形成纠纷的事例并不多，提起诉讼的更是少之又少。那时写一篇临床失误的分析文章，只需要道德的勇气，而不会有法律的风险。后来，国家对医院实行差额拨款，不足部分由医院自己创收。在2006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学术报告上，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强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收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2006年2月28日《医院报》），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药品收入。在政府投入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设立了药品加价制度，准许医院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补偿收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药养医”。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财务主管证实了高强部长关于“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的说法。这位主管还说：医院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负担水电煤气、购买医疗器械、支付职工工资奖金以及投入医院发展建设，另一方面要执行且长期实行着医疗技术服务的低价政策，比如说住院床位费，住旅馆一天还要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呢，住三甲医院一天才18块钱，最贵的也只有24块！比如诊疗费，医生接诊病人，望叩触听（或望闻问切），采集病史，综合分析，到诊断治疗，整个过程只收4块钱！再比如针刺治疗，中医大夫为患者辨证施针半小时，无论是扎几针还是扎二三十针，也只收4块钱！对于医生用过的针具，护士还要进行擦拭、检修，将弯针、带钩的针剔除，然后再进行双蒸（两次高压灭菌），而所收的费用仅仅相当于修鞋匠钉一个鞋掌！

    在政府投入不到位、医疗技术服务收费远远不足以体现医务工作者劳动价值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如何生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马儿没办法，只能自己找。”医院要用优惠的条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要不断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要不断改善就医环境，这些都需要钱；医生要养家糊口，职工要改善生活，也需要钱。于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准许和引导下，医生开始开“大处方”，通过15%的药品加成增加医院的收入。

    当年“以药养医”的制度设计，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投入负担，但它的副作用今天也凸显出来。近年来，“大处方”逐渐被认识并遭到痛斥之后，一部分医院在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下，药费收入无论多少都不再和职工的工资奖金挂钩（但依然计入医院总收入，与医院的发展建设有关），这就是财务上的“医药分家”。但药费收入与工资奖金脱钩后，医院必然要通过其他的诊疗服务收费补偿经费不足，用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由“以药养医”转化成了“以刀养医”，这就是所谓的堤外损失堤内补，而这一点恰恰还不为业外人士所知。